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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支亞干（萬榮‧平林）遺址的發掘與發現（上）

一、前言

位在花蓮壽豐溪畔的支亞干（萬榮‧平林）遺址素有史前玉工廠之稱，是臺灣相當重要的史前文化遺址。這遺址自日本時代發現以來，學界就不斷進行調查研究，但遺址的文化屬性及文化發展階段一直是個爭論的議題。2004年史前館在這塊遺址上進行一次小規模的考古試掘，意外發現屬於鐵器時代的遺留以及花東縱谷巨石文化遺物，對這遺址長年未決的文化議題提供了重要的詮釋線索。

二、發掘動機與目的

1990年中，史前館籌備處剛成立不久，筆者跟隨連照美教授拜訪正在研究中國古玉加工技術的地質系教授錢憲和，討論有關卑南遺址出土玉器的材質及加工問題。筆者當時攜帶幾件支亞干（萬榮•平林）遺址採集的玉廢料，以及使用手持式立體顯微鏡拍攝的玉核廢料照片做為討論支亞干（萬榮‧平林）遺址的資料（註1）。

彼時的氛圍是卑南遺址已完成火車站範圍的搶救發掘及卑南文化公園範圍的考古試掘，總共採集近5000件玉器（連照美1988），這是臺灣史前時代出土數量最大、種類最多的一批玉器，卑南文化從此和臺灣史前玉器文化被畫上等號，而號稱為史前玉器加工廠的平林遺址同時也被視為新石器時代卑南文化遺址（連照美等1992）。

錢憲和教授顯然也直接將平林遺址和卑南文化做連結，但根據玉廢料的特徵及玉核顯微照上的加工痕卻提出和考古界不一樣的看法。他認為平林遺址的玉核廢料必須要有金屬工具才能形成，甚至推測卑南遺址的玉器也是金屬工具所完成。這個看法明顯與日本學者鹿野忠雄相近，但完全無法為連照美教授所接受。

這兩位教授對平林遺址玉器加工法的見解，日後分別呈現於各自的文章之中（錢憲和1997；連照美1988），成為討論臺灣史前玉器加工方法重要參考資料。但平林遺址是否使用金屬器進行玉器加工，至今仍是未解的問題，而這問題也成為日後筆者進行平林遺址挖掘研究的火種。

三、平林遺址的發掘研究

花蓮縣萬榮鄉的平林遺址位在西林社區西側，清水溪支流的左岸河階上，最近的發掘研究判定（劉益昌、劉瑩三、鍾國風2012）其位置分布在高程200m至300m之間的三個不同高度的河階台地上，形狀呈東北－西南向的長條形（圖1）。

這遺址於日治時代發現，並以出現大量製玉廢料而被譽為東南亞最大的史前製玉工廠，也從此成為臺灣史前玉器研究的主要遺址。1929年日本學者鹿野忠雄發現此遺址並進行第一次考古發掘，從遺址中發現大量「綠泥片岩」質的圓盤及圓筒（圖版1、2）（註2）。他認為這類標本必須要有鋼鐵製的管狀穿截器才能產生，因此推測平林遺址文化發展屬於金石並用時期（鹿野忠雄1946）。

國民政府來台之後，學者陸續加入平林遺址的調查研究，也從遺址上發現鹿野忠雄所見的各類玉質標本，但隨著相關考古資料的累積與發現，而對該遺址的文化屬性逐漸發展出不同看法。

1950年劉茂源為探討管狀旋截器製玉的問題，在平林遺址執行考古試掘研究，結果他提出和鹿野忠雄相同的看法，認為平林遺址的玉廢料屬於金石並用期的產物（劉茂源1954）。1980年卑南遺址開始火車站範圍內近十年的搶救發掘，出土大量的玉器，有史前製玉工廠之稱的平林遺址從此與卑南玉器有了連結，也因此被視為卑南文化遺址（黃士強等1980；連照美等1992）。連照美（1988）更以平林遺址沒發現任何金屬遺留，以及鐵器時代與石器時代的石器組合不同為由，認為平林遺址應屬於新石器時代遺址。

1998年劉益昌繼鹿野忠雄及劉茂源之後執行平林遺址的第三次發掘。這次發掘產生兩項重要的成果，一是取得10個碳十四年代及4個熱釋光定年，一是提出平林遺址具有「繩紋紅陶文化」及「平林類型」兩個文化層，並認為其中較晚的平林類型主要年代可能在距今2,500年以內，與圓山文化、卑南文化及大馬璘文化可以做比較（劉益昌2003）。此後考古學家對平林遺址的文化屬性開始出現不同的看法，但仍視之為新石器時代的遺址（洪曉純2003；臧振華2005）。

2004年底筆者為探究學界討論多年的玉核廢料的形成問題，遂趁執行博物館花東縱谷遺址調查計畫的時機，決定在平林遺址上進行第四次考古發掘。2004年的試掘動機，事實上就是為解決存在心中多年的懸念—平林遺址屬於什麼時期的遺址？是否使用金屬器製作玉器？我們除了以發現金屬器遺留為發掘目標之外，同時也假設「如果平林遺址未使用金屬管進行玉器加工，那麼遺址內應保存適合進行玉器環狀切割的工具」。而為了尋找這項假設的工具，本計畫將所有試掘探坑內挖出的土方全部採集並進行篩洗。

筆者在平林遺址的試掘，結果並未如願發現任何產生玉核廢料的可能工具，但是土方的篩洗卻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發現，包括大量直徑小於1cm的圓形玉核、密度超乎尋常的水晶碎片、銹蝕的鐵片及多種顏色的小玻璃珠等。其中鐵及玻璃珠明顯屬於金屬器文化時代的產物，似乎可證明平林遺址已存在鐵器時代文化階段。然而這個發現並沒有因此解答平林遺址的製玉方法問題，反而讓這遺址在臺灣史前文化發展的角色上浮現其複雜性。

事實上在這次發掘之前，筆者曾與史前館同仁多次進行本遺址的地表調查，也採集到過去研究者發現的各種製玉相關標本，包括多種形狀的帶切割痕玉廢料；被視為切玉的石英片岩薄片；以邊角料加工製成的刀、斧、錛、鑿等工具；加工過程損壞的環、玦、管珠等玉器殘件以及各種長短大小的圓形玉核廢料等等。因此開始嘗試探討平林遺址人群的玉器加工方法，而其中被視為「管狀旋截」形成的玉核廢料自然成為我們研究的焦點，也成為本次考古試掘的主要動機。

筆者在平林遺址的發掘總共挖掘了6個2mx2m的探坑。探坑的位置全部集中在西林段2209地號西半側的地界內（圖2）。該區塊於2010年被劃入花蓮縣定遺址範圍內（見劉益昌、劉瑩三、鍾國風2012圖6-2），是一片由西向東微傾的緩坡地形，地表種植檳榔，高程介於230m至235m之間。

探坑的位置原設定做兩行東西向等距抽樣，但因遷就檳榔樹的分布而無法形成有規則的布局。6個探坑均以磁北設定方向，並以人工層位法進行發掘，每個探坑都從坑口開始設定每10公分為一人工層位。

探坑依發掘先後給予P1至P6的編號。比較特殊的過程是，為採集筆者「假設」的玉器環狀加工工具，發掘過程將每一人工層的土方分別打包，帶回工作室進行篩洗。這次發掘前後共計使用15個田野工作天，並在工作室內花了近3個月時間進行土方篩洗。

2011年花蓮縣政府委託劉益昌執行平林遺址的第五次考古發掘。這是平林遺址規模最大的一次考古發掘，總共發掘了19個2mx2m探坑，主要的目的是：1、確認遺址的分布範圍，並提出分區管理規劃。2、了解遺址的文化內涵。3、遺址的重要性分析，並提出保存方案（劉益昌、劉瑩三、鍾國風2012）。

這次工作的成果除了以新的發掘資料修正過去的遺址分布範圍之外，最重要的是重新確認他過去提出的兩項文化內涵，一是確認遺址包含上下兩層文化層，並界定下文化層的繩紋陶文化年代介於4000-3200B.P.，而上文化層的平林類型年代是介於2500-2000B.P.。其二是以陶片的特徵進一步推論「平林類型」是單獨的文化類型，和較早的花岡山文化及較晚的靜浦文化性質不同（上引：242-243）。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次的考古報告中平林遺址與鐵器時代的關係仍被忽視，縱使這遺址的定年資料中出現1200B.P.的年代且已有明確出土鐵器時代遺物的證據（未完待續）。

（註1）：以下簡稱平林遺址。

（註2）：應是指不同高度的玉核廢料。

平林遺址出土圓盤形玉核廢料。

平林遺址出土筒形玉核廢料。

參考資料

李坤修
2012  《臺東縣舊香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Ⅱ─現象與遺物》臺東縣政府 文化處委託 國立臺灣史前史前文化博物館執行（未出版）。
洪曉純
2003   〈史前臺灣閃玉製玉器在東南亞分佈及其考古的意義〉，《2003年，華南及東南亞史前考古－紀念甑皮岩遺址發掘3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頁325-326。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北京。
連照美
1988   〈卑南遺址搶救考古發掘始末〉《考古人類學刊》45期：66~84。
1992   〈卑南遺址出土「玦」耳飾研究〉《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論文集/器物（上）》：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主編，頁59-71，國立故宮博物院。
黃士強、劉益昌
1980   《全省重要史蹟勘察與整修建議 考古遺址與舊社部份》。交通部觀光局委託，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未出版）。
鹿野忠雄
1946   〈東南亞細亞管狀穿截器文化〉《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Vol.1：215-226，東京：矢島書房
臧振華
2005 　〈海隅奇葩—台灣東海岸的玉器文明〉。《館藏卑南遺址玉器圖錄》。臺東：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劉茂源
1954   〈花蓮縣「平林」遺跡調查初步報告〉《文獻專刊》5（1/2）：47-59。
劉益昌
2003   〈臺灣玉器流行年代及其相關問題〉臧振華主編，《史前與古典文明-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歷史組論文集》：1-44，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劉益昌、劉瑩三、鍾國風
2012  　《花蓮縣縣定遺址—萬榮‧平林遺址內涵及範圍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 花蓮縣文化局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未出版）。
錢憲和
1997   〈史前古玉器的工藝製作〉《臺灣博物》16(2)：22-36。

（者為史前館遺址發展組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