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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路的沒落是唐朝的失能？還是氣候惹的禍！地質學家如此說……

根據古人類學的研究，現代人起源於非洲，數萬年前從非洲出走後，向西走，與尼安德塔人在歐洲相遇；向東走，則兵分二路，或沿海岸線從阿拉伯半島、印度半島、島嶼東南亞到亞洲或澳洲，或是穿越中亞大草原/沙漠來到東亞，並在末次冰期的巔峰時，橫越白令海峽進入北美洲新大陸（圖1）。

末次冰期結束後，氣候回暖，人類結束舊石器時代進入新石器時代，分別在中國、印度、西亞及埃及發展出先進的文明，東亞（中國）因為戈壁沙漠以及西藏高原的地理屏障，文明的發展相對獨立，中亞的大沙漠成為中國與西方世界往來的必要通道，這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絲路」。

其實「絲路」這個名稱是二百多年前由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李希霍芬男爵（Baron Fedinand von Richthofen）所創造，他在1868-1872年間受邀在中國進行煤礦及港口的調查，之後出版一套地圖集，其中將自古以來從中國通往羅馬帝國的路線稱為絲路，在他的描繪中，這是一條橫貫歐亞大陸的筆直大道（圖2）。加上著名的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將其在1938年出版的中亞探險書將書名定為「絲路（The Silk Road）」（圖3），讓世人對這條實際是危險又複雜的交通網絡憑添浪漫的異國想像。

圖2.地理學家費迪南李希霍芬男爵於1877年出版之絲路路線圖 (引自網路)。

圖3.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將1938年出版之中亞探險書英譯版定名為「The Silk Road」。

中國史書上最早對「絲路」的描述來自張騫的出使西域，的確在他兩次的出使西域過程中，最遠曾經抵達鹹海一帶，但是從商代王室大墓（婦好墓）出土大量的和闐玉，以及近年從新疆地區考古遺址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來看，在在說明早在三千年前，「絲路」就是一條東西文化交流的路線。

後來從歷史文獻及出土的古錢幣、佛像，也證實了漢朝以來絲路沿線的文化興盛，到中唐時期仍有商旅往來及興盛的佛教活動。然而在晚唐以後，一切活動似乎嘎然而止，所有曾是商賈往來的市集，信徒往來不止的佛寺，都彷彿凍結在時間的一瞬間，成為被飛沙掩蓋的廢墟。這究竟是唐朝在安史之亂後的政府失能所導致？還是暗示了公元八世紀末期的氣候變遷，終止了漢朝以來的美好時光？答案不只在史書中，在新疆焉耆盆地博斯騰湖的岩芯之中也看到了科學的證據。

後來從歷史文獻及出土的古錢幣、佛像，也證實了漢朝以來絲路沿線的文化興盛，到中唐時期仍有商旅往來及興盛的佛教活動。然而在晚唐以後，一切活動似乎嘎然而止，所有曾是商賈往來的市集，信徒往來不止的佛寺，都彷彿凍結在時間的一瞬間，成為被飛沙掩蓋的廢墟。這究竟是唐朝在安史之亂後的政府失能所導致？還是暗示了公元八世紀末期的氣候變遷，終止了漢朝以來的美好時光？答案不只在史書中，在新疆焉耆盆地博斯騰湖的岩芯之中也看到了科學的證據。

博斯騰湖是中國境內面積最大的淡水湖（圖4），昔日在歷史上赫赫有名的西域古國焉耆（今日稱焉耆回族自治縣），就位在博斯騰湖西側，根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張騫通使西域時，從長安出發後途經車師、焉耆、龜茲、大月氏等地，歷經13年才回到長安，焉耆是當時絲路上一個極為重要的綠洲。後來唐朝的玄奘法師遠赴印度取經，也曾路經焉耆，並在他撰寫的大唐西域記中如此描述焉耆國：「國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據山，道險易守。泉流交帶，引水為田……」顯然當時焉耆地區的水資源還相當豐盛，可以引水灌溉農田。

在今天，焉耆已是一個綠樹環繞的現代化城市，但在城南大約18公里處有一個稱為「四十里城」的地方，四十里城子即是博格達沁古城。專家認為，焉耆古國當年的首府，就在四十里城子。這裡遺留了古城牆和許多當地居民稱之為「黑訖達」的防衛建築，考古學者從這些殘餘土墩發掘出許多唐朝的開元通寶、乾元通寶、大歷通寶等錢幣，以及金飾、鐵器與北朝的陶製瓶、盤、杯、燈、鍋等文物，故城遺址仍保留規模不小的土築城牆，但城內空空蕩蕩，連斷垣殘壁都不復可見，放眼四望，一個昔日繁華的通商大城，竟只剩下荒煙蔓草間的頹危殘破城牆！

過去到底發生了哪些大事？讓一個至少到了中唐時期都還是商旅往來不絕、東西貿易昌盛的古國都變成一片廢墟？是連年的戰亂？還是自然環境的變遷讓必須依賴水源的沙漠綠洲變成荒漠？這些問題的答案即將在史前館105年11月18日辦理的專題講座中說明白。

專題講座資訊
題目：絲路的沒落是唐朝的失能？還是氣候惹的禍！
講師：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魏國彥教授
時間：105年11月18日上午10：00-12：00
地點：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2058教室

（本文作者為史前館研究典藏組副研究員兼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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