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探索

卑南遺址繩紋陶時期文化的提問：關於佔居範圍與陶容器（上）

臺灣島東部地區古老的遺址多半出現在大河口岸臨海處，考古學家很早便注意到新石器時代遺址與海水面升降或地形隆升的關係（黃士強 1991、劉益昌1992 ）。根據東部遺址空間分析資料的主題性研究（吳意琳、Deschodt2012），筆者進一步確認了最早期的遺址皆出現於海岸附近，隨著時間再漸次出現於較內陸的地區。

後續史前館籌建、營運進行的相關考古工作，增進卑南遺址範圍的認知，由於不同發掘區考古資料反映各區塊堆積狀況而各有其意義，以下先對卑南遺址不同時期發掘區做概要說明。

這些資料也符合了考古資料上關於年代的資訊，因此，新石器早期繩紋陶時代移民自海路進入而後佔居於東海岸是可信的前提。有許多遺址的海拔高度雖在40-50公尺，並離海有相當距離，透過詳細發掘工作都證明了其實是古海岸（沙丘或珊瑚礁）抬升的結果，如富山遺址（李坤修、葉美珍 1995）、杉原與潮來橋遺址（吳意琳、Deschodt 2012；吳意琳 2017）、花岡山遺址等（劉益昌、趙金勇 2010 ）。

這些繩紋陶遺址之中，首先要將他們基本的資料以相同的方法、規準來進行檢視，才得以將這些不同地點的繩紋陶文化內涵進行比較與歸納。這些工作的起點都要先從國定卑南遺址起步，因為卑南遺址是少數時間縱深長、佔居時間久的遺址，過往東部的年代層序都是以卑南文化作為基準，進行時序上的比對。特別是卑南遺址早期的繩紋陶文化，一直因為新石器晚期卑南文化的擴張受到破壞與擾動，歷次發掘獲取到的資料都相當缺乏而無法做出太多討論，從1980年代發掘者認為出土的繩紋陶片是二次堆積，之後在1990年代出現原地堆積的繩紋陶罐，也似乎為這個議題提供了一線曙光。

至於在卑南遺址被學者提出具有大坌坑時期刻畫紋的少數陶片，器型上又與西部與北部的「大坌坑文化」相較之下沒有那麼典型，也缺少許多重要器型。再者，卑南繩紋陶文化與卑南素面陶文化在傳承的關係上也是眾說紛紜，各有說法。為了籌備本館相關特展，研究典藏組開始再度整理館藏資料，期待能活化資產並發展出新的展示面向。文章將分兩期連載聚焦於卑南遺址新資料與舊資料之再整理，並對繩紋陶文化出現於卑南遺址的線索進行初步整理與提問，作為將來進一步探究的基礎。

起點：卑南遺址的繩紋陶文化層位於何處？

國定卑南遺址位於臺東縣卑南山（檳榔四格山）的東南山麓、卑南大溪右岸的第四河階處，當年考古調查工作結束後，整體繩紋陶片的比例非常低，在1980-1982年發掘期間，只發現了約750件繩紋陶片。

這些繩紋陶片多出現於帶有細砂或小礫石的黃土層中，與褐色的卑南文化所在層位有所差異，發掘者認為這些陶片的發現位置應該是流水帶來的二次堆積，不是原始佔居地點。因此，依據四個屬於「卑南文化」在2700-3200B.P.的碳定年，以及一個4670B.P.的人骨定年，研究者認為後者屬於「五千年以上的繩紋陶文化」的參考年代。這一批繩紋陶片被研究者認為與臺灣西部及北部的大坌坑文化是同時代的。

對於卑南遺址上的卑南文化與繩紋陶文化的關係，有研究者認為「卑南文化不像是由該地區的繩紋陶文化演化而成的」（連照美、宋文薰 1986）。也有研究者如黃士強（1991：23-25）以墾丁遺址與老番社遺址的繩紋陶時代石棺，以及東海岸其他繩紋陶遺址層位上顯示因襲關係的資料（如小馬洞穴），而認為卑南文化是以繩紋陶文化為基礎發展起來的。

轉折：是否為原地堆積

然而李坤修作為當時協助卑南遺址歷次發掘的助理碩士生，在其碩士論文《卑南文化實用陶容器之分析研究》裡，對於論文研究過程中分析到卑南遺址少量的繩紋陶片，表達了不同的意見，覺得這些繩紋陶片保存狀況尚完好，不太像是二次堆積，應該是原地堆積（李坤修1987）。

其後，1988-1989年進行了「卑南文化公園區興建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試掘計畫」（連照美、宋文薰 2006），當時在公園預定範圍區進行的15個探坑中，14個探坑有遺物、13個探坑則有繩紋陶片出現，研究者連照美、宋文薰對於這些現象的描述結語如下：

這些探坑出土的史前遺物大都是殘破並帶有相當的滾磨痕跡，不像過去以往發掘區內所識之文化層，因此稱之為「遺物包含層」（連照美、宋文薰2006：272）。
13坑都有繩紋陶出現，但各坑的出土量差異大，總出土量也相當低……可以更明顯看出兩陶類在不同深度的層位分佈比例，亦即，繩紋陶量雖少，但大都出現在堆積的下部，而且層位越深，繩紋陶的比例愈高（連照美、宋文薰2006：283）。

換句話說，對於這些繩紋陶片分布於坑底部的現象，研究者認為出土繩紋陶為數極少、缺少繩紋陶單獨一層的證據、缺少伴隨出土的其他資料，「仍舊沒有獲得直接解決的關鍵資料」（連照美、宋文薰 2006：309）。

接著，在史前館1994年搶救卑南遺址破壞區的善後工作中，月形石柱以北約250公尺處，出土了兩件完整的繩紋紅陶圓腹罐。搶救地點的探坑中也有少量的繩紋陶片出土，5302件陶質標本中有91片繩紋陶（李坤修等1994）。這次的發現似乎印證了考古學家先前的推測：繩紋陶也可能有原地堆積。而這些證據，與後來重新進行卑南遺址範圍鑽井地質調查資料，尚無相違背之處。

鑽探：卑南大溪河階演育與聚落位置

透過卑南二期研究計畫，謝孟龍等（2011）研究者經由地質鑽井、相關定年資料，並比對台灣堡圖進行分析，推測在史前時代早期，卑南遺址所在的階地，在五千年前左右應該已經露出海平面；而當時的卑南平原應該尚處於氾濫頻仍不穩定的狀態，或許這是繩紋陶文化人居住於靠近山麓較高處的原因。而後卑南大溪應該在距今一、兩千年內開始下切（表示卑南平原已經比較穩定較少氾濫）。

這個推論與 1）卑南遺址上發現的繩紋陶時期遺物，主要出土於遺址範圍月形石柱以北海拔較高之處的線索（下圖紅圈1）以及 2）考古學家發現鐵器時代的三和文化出現地點，相比卑南遺址主要地點（第四河階）已經移至東南邊（李坤修、葉美珍 2001）（下圖紅圈2），同時，晚期也更往溪水邊靠近。

這兩個線索與地質鑽探資料呈現的卑南大溪河階發育的順序，以及溪流進入平原先氾濫加積再下切的過程是吻合的。可以觀察到，卑南遺址新石器時代至鐵器時代的居住移動歷程，說明居民習於鄰河而居，某種程度上來說，與整個東海岸繩紋陶時代的遺址都抬升不少，而使得早晚期遺址有位置上改變的現象有共通之處。

佔居：地點位於何處？

此外，繩紋陶時代人群居住地點位置，也從過去卑南遺址發掘找到證據。經由李坤修副研究員的建議，筆者重新檢視前述卑南文化公園試掘計劃之報告（連照美、宋文薰1989），當時在公園預定範圍區進行的13個探坑有出現繩紋陶片，經筆者依據資料進行計算，其中P9、P7、P4、P5、P3、P11出現較高的繩紋比例（約為6-10%）。

以筆者意見，這些繩紋陶分布的狀況，或許確實是原地堆積，因為繩紋陶在坑位裡都呈現逐漸遞減的狀態。而其中P9 的墓葬沒有任何陪葬品，在頭部附近發現一件繩紋陶片。即使原研究者認為這片陶片是流進來的，這或許是一個可以參考的線索。

若在地圖上看來，這幾個坑位，則恰與前述王宅以北破壞區發現繩紋陶圓腹罐的位置連成一氣，與稍晚的卑南文化分別成為兩個帶狀分布，也與鐵器時代的遺址區分開來。這樣的分布與河流階地邊緣走向相符，筆者推測繩紋陶時期人群或許也都臨著河岸居住（本文未完，下期待續）。

參考資料
宋文薰、連照美
2004 《卑南考古發掘1980-1982：遺址概況、堆積層次及生活層出土遺物分析》。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李坤修
1987 《卑南文化實用陶容器之分析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坤修、葉美珍、楊淑玲
1994 〈一級古蹟卑南遺址遭破壞區善後處理考古計畫工作報告〉。《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通訊》3:37-64。       

李坤修、葉美珍
1995 〈臺東縣卑南鄉富山遺址1994年試掘報告〉。《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通訊》5:33-94。

李坤修、葉美珍
2001 《台東縣史：史前篇》。臺東縣政府文化局。頁數：239。

吳意琳
2017〈潮來橋遺址所見細繩紋陶文化陶器技術傳統〉。《南島研究學報》6 (2):1-50。

吳意琳、Laurent Deschodt
2012〈臺灣東部新石器遺址的空間分布及其相關問題〉。《南島研究學報》3 (2):45-70。

連照美、宋文薰
1986  《遺址堆積層次及文化層出土遺物之分析研究》。卑南遺址發掘資料整理報告第3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連照美、宋文薰
1989  《臺東縣卑南文化公園考古試掘報告》。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專刊第15種。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連照美、宋文薰
2006 《卑南遺址發掘1986-1989》。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黃士強
1991 〈從東河地區談東海岸史前文化及有關問題〉，《田野考古》 2 (1): 1‑29。

劉益昌
1992 《臺灣的考古遺址》。臺北縣：臺北縣立文化中心。

劉益昌、趙金勇
2010 《花岡國中校舍新建工程遺址搶救發掘計畫成果報告書第四冊（新石器時代）》。花蓮縣政府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研究計畫報告。

謝孟龍、李坤修、傅君、葉長庚
2011  〈卑南地區史前聚落遷移與河流環境變遷的初探〉，《2010年臺灣考古工作會報研討會論文集》，第5-III-1–5-III-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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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史前館研究典藏組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