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寮遺址
壽豐‧鹽寮遺址，根據2004年出版的考古遺址普查資料記錄，遺址位於花蓮縣壽豐鄉鹽寮村南方，於台11線公路西側之緩坡海階沙地，經緯度為東經121°35'18”、北緯23°51'49”(劉益昌等2004:1506-SFYL-1)。
本遺址最早於日治時期由花蓮港公學校教師後藤豐明所發現，後來於1988年邱敏勇(1990:58-64)進行地表調查，並記錄有當地人士王天送所採集之標本，陶器主要為罐形器，有的陶器帶有矮圈足及把手，外表主要為紅黃色，亦有呈黃、黃紅、紅褐、紅、淺紅等色之陶片，陶器表面皆經過拍打抹平，僅約11%之陶片有紋樣，主要為繩紋，另有凹弦紋，石器方面則有斧鋤形器、錛形器、鑿形、鏃形器、矛形器、刀形器、鐮形器、刮削器等。其後亦陸續有學者進行過調查研究，黃士強等(1989:35)、王天送(1992:266)、連照美、宋文薰等(1992:141)、黃士強等(1993:346)、劉益昌等(2004:1506-SFYL-1)皆有調查記錄之，部份報告中直接稱之為鹽寮遺址。
壽豐‧鹽寮遺址最早的發掘工作是由陳有貝與吳佰祿所進行，於1990年3月8日至9日間，在遺址上發掘了一個探坑，除了陶、石遺留的發現外，主要確立了粗繩紋陶層、細繩紋陶層、素面陶層由早到晚近的層位序列(陳有貝1991:36-39)。之後，因台十一線拓寬工程之環境影響評估及搶救發掘，葉美珍等於1992-1995年間陸續進行地表調查與考古發掘之相關工作(劉益昌等2004:1506-SFYL-3)。
由於1992年之後陸續的發掘工作所進行之發掘面積較大，出土資料相對較多，故本文以葉美珍《花崗山文化之研究》(2001:30-73)一書中所記錄之資料進行說明，發掘中除了明顯的文化層外，還有礫石結構與墓葬出土，前者推測可能與當時人居住之生活區有關，墓葬則為甕棺葬，被研究者認為是花崗山文化的特徵之一；在出土遺留方面，有打製石斧、石錛、石鏃、石刀、網墜、石杵、石槌等生業工具，反映出此遺址之基本生業方式包含有掘地、伐木、木質加工、打獵、捕魚、穀類採收及加工等，還有砥石、石鋸、石子尖器、石片器等製作石器之工具以及石環、玦形耳飾、墜飾等裝飾品，在陶器方面主要為典型紅彩陶器，器形包涵有罐形器、缽形器、瓶形器、豆形器、碗形器、杓形器、杯形器等，還有陶蓋與陶紡輪，其中部份陶容器上帶有把手，研究者視其獸形把手與魚尾形把手為花崗山文化之另一項特徵；在生態遺留部份，則出土有豬、鹿、犬、羌、鼠、蛇、鳥、魚等動物之骨、牙或角等部位之遺留，其中部份被用來製為角尖、骨尖器、鋸齒狀骨器、牙尖器、骨飾、骨管等遺物以供當時人使用。
在遺址年代方面，曾以一件人骨與三件獸骨進行定年，絕對年代資料分別為5650±110B.P.、2953±78B.P.、4605±75B.P.、2846±82B.P.，研究者認為文化性質應屬於花崗山文化，較可能且合理的年代應為3000年至1500多年以前(葉美珍2001:96-97)。本遺址早期因有繩紋陶的發現，而被認為屬於{1177:大坌坑文化}的範疇(連照美、宋文薰等1992:141；黃士強等1993:346)，然在花崗山文化正式被提出後(葉美珍2001)，則被歸屬於其中，不過同時期臺灣東部亦有卑南文化與麒麟文化的存在，且部份定年資料也有相似的年代，其中的關係則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與探討。
2、邱敏勇 1990 〈花蓮縣壽豐鄉嶺頂、大坑、鹽寮史前遺址調查簡報〉，《田野考古》1(1):51-66
3、連照美、宋文薰、李坤修、李明欣、趙金勇、市原常夫、馮淑芬、李德仁、陳韻安、黃信凱(連照美、宋文薰等1992) 1992 《臺灣地區史前遺址資料檔(一)：臺灣地區史前考古資料調查研究計畫第一年度計畫報告》，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專刊2。臺北：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
4、陳有貝 1991 《花蓮縣花蓮溪口至秀姑巒溪口附近海岸遺址之比較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5、黃士強、張慧端、陳維新、朱正宜、陳有貝(黃士強等1989) 1989 〈人文史蹟調查分析〉，《東部海岸陸域資源調查及分析》：1-54。臺灣省住都局市鄉規劃處委託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執行
6、黃士強、臧振華、陳仲玉、劉益昌(黃士強等1993) 1993 《台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第一期研究報告》，中國民族學會專案研究刊(二)。內政部委託中國民族學會執行
7、葉美珍 2001 《花崗山文化之研究》，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專刊第六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