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島文化專欄

當帝國開始凝視：日本時代初期寫真帖裡的臺灣原住民族形象（下）

有別於〈當帝國開始凝視：日本時代初期寫真帖裡的臺灣原住民族形象（上）〉提到的森丑之助，戰地攝影師遠藤寬哉則以充滿煙硝味的鏡頭，應和殖民地政府展現的國家暴力，主題不僅是社會治安管制取締，更是不折不扣的殖民地戰爭。

鏡頭前戰火煙硝：遠藤寬哉與「理蕃戰爭」

據中研院民族所黃智慧（2021）助研究員的研究，遠藤家族來自日本東北地方的仙台，三兄弟皆以攝影為業，兄長遠藤陸郎在1878年於故鄉開設寫真館，么弟遠藤誠更曾赴美進修攝影技術。三人先後加入仙台第二師團，以隨軍記者（從軍寫真師）身份參與中日甲午戰爭，輾轉於山東、遼東大地間。

明治28年（1895）戰後三兄弟赴臺，遠藤誠翌年出版《征臺軍凱旋記念帖》，記錄日軍鎮壓臺灣西部的抗日戰事。不久，遠藤寬哉在臺南開設「遠藤寫真館」，明治42年（1899）交兄長經營後，本人於臺北再開設了一家，還引入當時尚稱時髦的夜間攝影技術。由於遠藤寬哉前半生累積不少戰地攝影經驗，也熟悉與官方互動，當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1906-1915）對臺灣原住民族開戰時，遠藤寬哉立即以54歲高齡投入新的殖民地戰爭，受聘為總督府的戰地攝影官。

治臺初期，日本國內曾因經營成本過高有「臺灣賣卻論」之議，兒玉源太郎駁斥反對，並接任為第四任臺灣總督，任期達8年之久，偕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建立了系統化、科學化、制度化的治理。為求殖民地經濟自立，總督府意圖開通樟腦生產地至出口港的產業通道，讓臺灣第一道「護國神山」——樟腦能順暢出口，財團商社可進入原住民族領域伐樟煉腦，而對產地範圍內的原住民族（及土地）法律身分位階、文化慣習進行研究，擬定政策處分原則《理蕃政策大綱》等，以法律與武力二途徑取得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完全佔有。

明治40年（1907）第5任佐久間左馬太總督提出《蕃地經營方針計畫》，強調以綏撫並重戰術，讓原住民族「自願」遷入官方的隘勇線內接受統治，但實況並不同於計畫書所述「甘心承諾」。明治42年（1909）敕令270號宣告「蕃務本署」特務機關成立，賦予兵力調動權，象徵「五年計劃理蕃事業」開始，該案於御前會議獲明治天皇直接支持，編列國庫特別預算「理蕃費」，針對臺灣北部原住民族地區發動等同於戰爭的軍事行動；但終究因族人堅毅且英勇的反抗，加上困難地形阻隔，讓進度不斷推遲，直到大正2年（1913）才結束泰雅族地區隘勇線包圍推進戰。待大正3年（1914）太魯閣戰爭結束，便宣稱計畫「凱旋」結束，剩餘不多的經費，則用作南部原住民族領域的槍枝收繳，又激起了跨域的反抗戰爭。

《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與《臺灣蕃地寫真帖》（1911/1912）裡的視界

遠藤寬哉在明治44年（1911）出版了入侵泰雅族Gogan人（大嵙崁群）領域的《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以「蕃匪」討伐為題（註），是第一本關於日本與原住民族戰爭的戰地攝影集（黃智慧 2021b：XV）；復因該帖在商業市場的成功，又出版另一本《臺灣蕃地寫真帖》（1912），除囊括其他戰役相片，也多放了些與社會文化有關的影像，讓戰爭煙雲間映照日本治理下的田園和平，是為其所念，只是就原住民族角度觀之，則是難以卒睹的困難歷史（difficult history）。

組圖1是寫真冊主軸之一「戰地實況」。遠藤氏在許可範圍內，以戰地當下影像與文字描述，引領讀者見證戰爭現場的殘酷，表達出對手的強悍，相襯日本軍警的英勇。Gogan戰爭（大嵙崁）由宜蘭、桃園與新竹三戰線推進，圖1a為漆崎山戰場的一座射擊掩堡，這由檜木樹根形成的隧道，最初是泰雅族人死守的據點，後為日軍奪得。圖1b是新竹戰線的岡田溪戰場，日軍中隊曾在此陷入苦戰，戰事方歇的戰場清理，拍攝者紀錄了植被林相為砲火打得零亂摧殘。圖1c則是日軍於Kulu社外興築陣地據點，筆者曾任戰鬥工兵，見此日軍工事建築，亦由工兵部隊現地採集原料搭建，周邊交由戰鬥工兵呈戰鬥蹲姿態勢，隨時預備接戰。圖1d同為宜蘭戰線Bungbung山所建立第1高地砲兵陣地，以3吋速射砲向Krahu社實施威嚇砲擊。

一場又一場戰鬥見證外，遠藤氏也呈現日方想要的戰果，無論「人」或「地」，都成為國家所識別出的新目標。組圖2當中圖2a為宜蘭戰線的田丸合流點，由日警行動隊監控「歸順」的屈尺群泰雅族人。圖2b則是經歷襲擊後，Tgliq與Btwan Nokan兩社族人到佐澤臺會見中間警部進行談判。圖2c是一大片由宜蘭戰線佐澤臺制高點望向新竹方面的山景，作者特別標註了各山頭及部落所在地。圖2d同樣是推進到下一個高地後，對於在其視域內村社的註記，兩張照片都透過加強視覺化的後製，暗示所見地域盡為帝國所據，烽煙已靖。結合組圖1的戰鬥，歸順、談判及納編，展現出藉由寫真帖所後設鋪排，軍警隊伍節節勝利的預言式終局。

另一本《臺灣蕃地寫真帖》（1912），書名雖不似前冊般殺氣騰騰，大體上仍是軍事紀錄，記錄了「五年計劃理蕃事業」前期各戰場的樣貌。只是主題除了戰鬥外，還包括了高階官員視導、戰後的撫育措施以及少數社會文化寫真。組圖3筆者選錄部分官員視導畫面：圖3a是明治44年（1911）後，英國武官Oliver中尉協同日警於新竹李棟山陣地留影，是特別以外國軍官為主客的視導，或許顯示出外國資本家對於日軍能否掌握樟腦生產地的關注。圖3b為佐久間總督於明治43年（1910）2月往臺北廳Limogan社（烏來福山）巡視的場面，呈現出階級嚴明的空間語言。圖3c則是明治45年（1912）7月，總督巡視霧社群賽德克族人的頭骨墓地，前一年戰事後，族人被迫繳出象徵武勇與踐行文化倫理的首級，被集中埋葬。

遠離戰地後，總督府當局尚需要透過公開的國家儀典，向殖民地民眾宣揚這場國中之國戰爭中的勝利，強調殖民地統治的合法性，唯有日本人能一舉解決歷朝無法解決的「治安問題」。組圖4便是3件象徵「凱旋」的紀念行事：圖4a是Gogan戰爭後部隊由臺北車站返回駐地前，通過「凱旋門」的行軍，動員民眾夾道注目。圖4b則是宜蘭廳下的「馘首塚」，象徵性表彰由國家壟斷了暴力行使權，此後人民武裝皆被視為犯罪，或必須遭到討伐的叛亂。圖4c則藉更視覺化符號的展演，將繳獲的槍枝戰利品組合為一藝術裝置，陳列於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當中。

結語：視覺化的帝國心思

19世紀到20世紀之交，攝影術作為一西方來的舶來品，相較於繪畫，更具有視覺效果、能快速生產複印，以貌似真理的具象，包藏攝影者與出版者主觀表達的實相。在本文上篇所提森丑之助的圖譜中，看見他作為帝國最前線冒險者的步履足跡，將未曾見識過的山川地景、社群活動收錄於鏡頭凝視間；遠藤寬哉，因利之所趨、志之所繫，應和脫亞入歐的帝國大夢，寧願讓殖民地的戰火連天，化作對英勇戰士的致敬。

對於當代的讀者而言，或許可藉由對於近代寫真帖的多重逆讀，重新結構那段久遠卻影響深遠的記憶碎片，讓糾結的歷史能更加立體，同理原住民族曾蒙受的困難歷史。

註：對應以「土匪」描述土人（漢人／本島人）的武裝反抗力量。本文為確保所引用歷史文獻可追溯性，且如實反映歷史時空的不義，筆者採維持原文獻、政策用語，如《臺灣蕃族圖譜》等，敬請讀者見諒，並理解這在當代已是一錯誤的歷史名詞，不應使用之。

參考文獻

笠原政治；陳文玲譯註導讀

2020  日治時代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史：先行者及其台灣踏查。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森丑之助

1915  台灣蕃族図譜（第一卷、第二卷）。臺北 :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遠藤寬哉著；陳怡如翻譯；黃智慧監譯導讀

2021a  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南投市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21b  臺灣蕃地寫真帖。南投市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本文作者為史前館展示教育組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