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頻道

博物館的戰爭與記憶展示：日本遊就館與知覽特攻平和會館（下）

筆者於前文〈博物館的戰爭與記憶展示：日本遊就館與知覽特攻平和會館（上）〉提及遊就館所呈現日本政府對於明治維新後參與的各式戰役，強調的是一股英勇與光榮的氛圍；但對於戰後的反省，則在曖昧的態度下交由參觀者各自思考。相較於鄰近皇居、交通易達性高、遊客來源多元，以國家視角看待戰爭的遊就館；位於日本南九州鹿兒島縣知覽町的知覽特攻平和會館，則為希望呈現日本國人（特別是經歷二戰）面對戰爭前後的感受，以及陣亡將士的思念，作為對於特攻作戰錯誤的反省進而試圖傳達世界和平的理念。

平和會館需從博多搭乘一個半小時的新幹線前往鹿兒島，再從鹿兒島轉乘半小時火車與四十分鐘車程的公車才可抵達，因此一般觀光客並不會特地來此遊玩，前來的大多是搭乘遊覽車、約80歲以上年長者或參加校外教學的中小學生團體。公車接近平和會館的時候，道路兩旁已開始出現一尊尊刻有二戰日本飛行員雕像的宮燈，彷彿告訴我們這裡是許多特攻飛行員的魂歸之處。宮燈上的奉獻名字多是當地民眾，或曾參與過卻未執行到任務的特攻隊員。對照靖國神社將戰歿者列為「靖國之神」予以合祀，前往知覽的道路上，則多了份日本民眾對於這些特攻隊員的懷念之情。

前往平和會館路旁可見一尊尊刻有二戰日本飛行員雕像的宮燈。

平和會館入口。

雖然同樣是透過戰爭將士的遺物與武器作為展示，但不同於遊就館呈現自18世紀至二戰的日本近代戰爭史，平和會館主要以1945年、二戰末期為防止日本國土免於盟軍轟炸，以及進行「沖繩保衛戰」時大量採取的「特攻作戰」為展示主軸。前身作為太平洋戰爭期間訓練日本帝國陸軍飛行員及進行特攻作戰飛行基地改建的平和會館，自然更能串連起經歷過二戰洗禮日本國民的戰時記憶。平和會館對於特攻作戰的立場指出：

我們非常感恩這些敢死隊員及戰死在各個戰場上的眾多犧牲者，沒有他們，就沒有今天和平的日本。在靜靜地回顧敢死隊員們遺德的同時，再次感到與裝有炸彈的戰鬥機一起撞向敵艦的作戰方式，是無視生命的珍貴及尊嚴的、是絕然不可取的。另外，也切身感到，不應該發動這樣的悲劇戰爭。 （粗體為筆者所加；資料來源）

平和會館為一樓平面的大型展示區，現場除了拼湊完成的實體戰機，如：一式戰機（隼）、四式戰機（疾風）、打撈出來僅有一半殘骸的零戰二一型戰機，以及註有姓名、出生地、籍貫、學歷等資料、參與沖繩特攻作戰的1,036名飛行員照片，其他物件皆為特攻隊員遺眷提供，如：表達熱血報國的遺書、飛行訓練與出征前拍攝的照片、軍服、表揚狀、個人物品等。樸實的解說牌雖然幾乎以日文為主，讓外人較難完整掌握訊息內容，卻可在這些展示物件當中感受特攻隊員對於家人的思念以及即將（無論自願與否）殉國的意念。看著參訪的老人家站在特攻隊員遺像與遺書前時而拭淚或低聲啜泣，時而拿出筆記抄下相關資訊，這個場域給予他們關於親人記憶的依託，也許遠超過歌頌殉國犧牲的國家情懷。另一方面，不同於遊就館僅聚焦於戰爭經過及著名軍人（如：山本五十六、宇垣纏、栗林忠道等）平和會館藉由特攻生還隊員與遺眷展的角度，利用訪問影片、家屬信件、現身說法等方式，呈現戰爭期間百姓們的無奈與艱辛，以及失去親人摯友的痛苦；此外也有當時部分被盟軍當作戰利品的物件，如：軍刀、日本國旗等，同樣透過盟軍的後代捐贈，一同表達對於陣亡親友的思念以及呈現祈禱世界和平的願望。

雖然平和會館較遊就館多了對於戰爭的反思，以及從戰爭前後人民的角度切入，但仍然僅呈現了日本國內對於戰爭的觀點。也就是說，遊就館是以當代國家（其中也包含部分「天皇作為一國之君」視野）立場檢視日本的近現代戰爭史；平和會館則是藉由當代日本國民（包含經歷戰爭的群體）的個人與集體情感來回顧太平洋戰爭末期的特攻作戰行為，進而希望達成世界和平的理念。但如同日本曾於2015年以特攻隊員遺書為文本，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申請世界記憶（memories of the world）卻落選的原因一樣，九州大學河野俊行教授在日本UNESCO國內委員會時提出：「偏重日本視點，沒有以更多樣化的視點向世界說明其重要性。」（原文為：「日本からの視点のみが説明されており，より多様な視点から世界的な重要性を説明することが望まれる」粗體為筆者所加；資料來源）

博物館作為向外界傳達國家、社會、社群、乃至個人的訊息窗口，遊就館與平和會館的展示性質，恰好呈現「國家：曖昧─人民：思念」的戰爭立場。這中間同時也包含了許多複雜的歷史情結與當代想像，誠如大貫惠美子《被扭曲的櫻花：美的意識與軍國主義》一書表示，並非所有特攻隊員都願作火鳳凰報效國君的說法，而是從遺書當中透露對於家人的思念並感嘆自己無法看到期盼的戰後和平，卻又希望能夠藉由自己的犧牲還換取和平。在這樣的矛盾對比之下，平和會館的展示也許能傳達軍人情操與親人情感，卻無法凸顯特攻隊員對於戰爭無法挽回劣勢的苦悶，以及在這苦悶中透露出對於特攻的無奈。

若急著針對戰爭展示進行對與錯的批判，反而陷入簡化的二元思考。就國家角度切入的歷史脈絡而言，遊就館成功再現了當時軍國主義以及為天皇犧牲的戰爭情境以及官方民族主義所引發的社會狂熱；平和會館則藉由特攻作戰展示，省思特攻作戰的荒謬以及隊員為建立後世和平努力的反戰思維。然而戰爭的無情摧殘、軍隊裡虐待自己人和戰俘、饑荒與害怕的證據，全部不會在遊就館與平和會館出現，更別提台灣籍與朝鮮藉日本兵、高砂義勇軍的相關介紹。誠如《靖國問題》（高橋哲哉2017：138）一書裡轉載1987年4月16日《朝日新聞》採訪時任靖國神社宮司的池田良八權所說：「戰死時他們是日本人，所以死後不可能不是日本人。他們是作為日本的士兵、懷著死後能被祭祀在靖國的心情而戰死的……在台灣，大部分遺屬對合祀是持感謝態度的。」也許從知覽飛行場出征的特攻隊員，真的能夠像平和會館入口處那幅《知覽震魂賦》一樣，犧牲之後被仙女帶上天堂，繼續守護家鄉；但我們更應該反思的是：從當代對於過去記憶與事件的美化想像，卻可能忽略了知覽這片天空，當年也曾飛滿夾雜了各種心態而撞向美軍艦隊的飛行員，以及背後被刻意隱瞞或絕口不提的血腥衝突與殖民統治。戰爭作為國際政治經濟權力抗衡下的一種透過武力制裁狀態，這狀態也透過各個串連而起的社會影響力針對輸贏結果、孰對孰錯進行多面向的辯證。日本雖因身為二戰戰敗國，任何相關的紀念形式必然遭受各方責難的批評，然而我們也應該思考戰勝國是否就能夠處之泰然的歌頌這些歷史？面對戰後帶來對於世界秩序的改變，是否也是一種充滿浪漫理想的真實，看似正義卻讓我們身處剝削而不自知？

被賦予教育意義與訊息傳遞媒介的博物館並非單獨存在，尚需仰賴社會、學校、家庭共組而成的知識體系。具有社會責任的博物館，必須勇於面對歷史必然鑲嵌著的多元意見。處理這些慘痛的歷史記憶時，並非僅就事件的結果加以批判，而應著重在事件發生的源頭、過程和脈絡進行探討，從中傳遞足以成為當代社會警惕與借鏡的訊息。若世界記憶是作為提醒世界和平的重要，這些文本本身也包含勝負雙方對於當時情境的不同詮釋觀點，博物館應將過去脈絡予以呈現，藉由與當代的理性對話，才能建立未來發展的方向。進一步思考，沒有固定答案的背後，也許反而呈現對於某個事件的多元論述。即便博物館必須擁有自身立場，但參觀者也會帶著從自己的生長背景、知識體系，甚至主觀的意識型態來觀看展示。遊就館與平和會館提供了議題與場域，讓左右兩派站在同一個歷史事實的範疇下進行不同的表述，雖有必然發生的爭議，但這卻可能是邁向取得共識的途徑。

描述特攻隊員的靈魂，在犧牲後被天上仙女救出機艙的《知覽震魂賦》；仲矢勝好繪製。(資料來源)

肅立於知覽特攻平和會館外的特攻隊員雕像。

反觀台灣在兩次世界大戰以來的角色，牽涉國族主義與國家定位的不確定性，歷史的痕跡終究會在刻意的選擇下，先是遺忘而後變形或消失。博物館若能夠提供社會對於同一歷史脈絡的不同詮釋，同時開放一個能夠勇敢面對過去記憶與兼具多元論述的場域，促進社會得以理性對話；如此，台灣的國家主體性也能在一次次的激辯過程中，逐一浮現。

（本文作者為史前館研究典藏組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