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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聽見悼念的歌聲

由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聯合國立歷史博物館、博物館與藝廊研究中心（RCMG）承辦的「2012博物館與社會包容」國際學術研討會，於11月20日至22日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舉行。今年度主題強調關懷當代社會議題探討，如人權、博物館的社會目的導向、夥伴關係等。其中參訪之旅特別安排國內外貴賓前往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就在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到來之前，我在園區實際感受到這個討論主題帶來的終極震撼。

人權這個主題，對臺灣的博物館界總體來說還感到很陌生。可能我們會認為，人權有必要透過一處單一博物館來推動嗎？或者，這應該是一個散佈在各博物館都要推動的作法吧？英國萊斯特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所長Richard Sandell指出，人權這種事不是天生就有的，在西方，早期只有擁有土地資產者才有人權，後來才推展到女性、各色族群、小孩等普遍人權，可見人權是經過不斷爭取與修法而來的。英國國立利物浦博物館館長David Fleming則表示，他認為博物館本來就應該致力於人權的促進，這是無庸置疑的。透過參訪前有關「人權與博物館」專題座談，讓與會者見識到臺灣博物館界在這方面逐步的學習。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王逸群主任很懇切地說，他們籌備處是在錯誤中學習該前進的方向。他指出，他們第一個犯的錯誤，便是在沒有跟政治受難者家屬溝通之下，直接請藝術家進行公共藝術創作，而誤認為過去的記憶可以憑靠用創作展望未來的型態去撫平傷痕。此外，原先他們認為既然要談人權，那麼有關更多爭取人權的類型與想法，例如婦女的人權、勞工的人權等等，都可以納進來發展呈現。沒想到，以上兩種做法都引起政治受難者家屬嚴重的抗議，認為這麼做是在稀釋該園區過去政治受難的鮮明印記，背離該園區成立最重要的宗旨。王主任說，現在他們進行展覽、活動規劃時，都會跟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一起討論，從他們的參與一起讓園區的呈現變得更好。以上王主任所言，一開始我只是聽過去而已，還沒有甚麼感想，直到親自造訪了前身為看守所的景美人權文化園區，才理解了這番話背後的重量。

導覽員很盡責地帶我們聽簡報，走過一小格一小格試著從政治受難者口中還原當時場景的看診間、福利社、只能隔著玻璃用電話講話的會客空間……凌晨四點如果聽到沉重的腳鐐聲響在空蕩的迴廊，就知道有人要被押赴行刑槍決，百種不安的情緒這般考驗磨難著關在這裡的人。走上二樓，一間間只有地板、馬桶與洗手臺的牢房，吃喝拉撒睡跟洗澡全得數十人甚至卅人擠在一起，睡覺還得輪流分成上半夜跟下半夜，才有那麼一丁點側身還不得平躺睡覺的空間。令人難以想像，女性受刑人要如何在這種地方度過生理期的日子。一開始，我還只是用理性的方式，以一種「人我有隔」的態度去看待眼前這個參觀現場，直到下了樓，碰上那位完全不在我們參訪行程裏會遇見的伯伯，此時我才真正進入甚麼叫做感同身受的融入狀態。

眼前這位伯伯固定幾個時段在園區擔任志工，他是南投人，臺中一中畢業沒多久，就被抓進來關了五年。我無法想像，高中畢業沒多久的我，只是很開心地單純跟著班上同學去聚餐，嘻嘻哈哈熱熱鬧鬧懷抱往後人生夢想的同時，沒想到就只是因為好朋友看了些甚麼書，然後就只是因為吃了一頓飯，就被警備人員帶走，關進窄閉房間毆打逼供，要我們承認連犯了甚麼錯都不知道的罪名。經過四個月屈打成招，只求這段歷程趕快結束，就被正式安上罪名，在看守所一待就是五年，與家人分開、與青春分開、與未來分開，日子就此從彩色進入黑白……

曾經是受刑人的伯伯，現在於園區擔任志工。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展示一景。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接見室，受刑人只能在有限時間內靠話筒與來訪者對談。

伯伯說，他才去看了醫生沒多久，有一陣子甚麼事情都忘了，腦筋一片空白；有時候卻甚麼都記得，想忘也忘不掉。他很想忘掉以前那些事情，但說著說著，又很清楚地說出當年老師跟他說過的種種，還有眼前這些樹木，當年他是用甚麼樣的心情謹慎種下，五十年過去了這些樹的根基依然紮實無比……伯伯許多看似片段跳躍式的記憶，卻又鮮活地拼湊出一幅景象，把我們從現在當下這個特殊的地點，拉回以往曾是禁錮他身心的時空。。

伯伯的好友因為轉到其他監獄時，監獄發生事件，就被槍斃。他非常想念當年那位好友，他們經常一起二部合唱，然後他就開始唱起一首聖詩的第一部。他一唱，我就開始止不住流淚。對於在長老教會中學唸書的我來說，這是很熟悉的旋律，每當接近聖誕節，我們班上總是會在晨間禮拜唱這些歌曲。伯伯對高中的回憶，連結起我以往的校園經驗，當他悼念高中好友時，我也想起那段白衣藍裙的歲月。

在高中年代的我們都沒有差別，都只是一群青春熱血的青少年。就只因為當權者不同的意識形態，人生就此改變。政治受難者在以往被歸入思想犯，這些都是最優秀的人才，最優秀的人才被禁錮發聲，同時也禁錮了追求美好人生以造福他人的權利，怎麼想都令人難以接受。唱著唱著，伯伯說很想念他的好朋友，於是又接著以第二部唱一次，那是他好朋友最常跟他應合的旋律。我身邊其他的參訪者，有在博物館工作的、也有唸博物館學的，一個個靜靜地掏出衛生紙拭淚，我們都沒有意料到，與這位伯伯的偶遇竟如此重擊我們……

以這個脈絡來思考先前David跟Richard所言，是否需要一處專門的人權博物館來表彰與表達人權，抑或是所有的博物館都有責任促進人權？從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給我的衝擊，我會這麼認為：是的，國家需要設置一處專門的人權博物館，好讓我們從這獨特到無可取代的地點連結過去，以提醒世人與任何當權者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但相對的，促進人權提升這個面向也不是丟給單一博物館去承擔即可，而是一個普世價值，因此各館所也有必要在自己建館宗旨之下，於發展博物館要務時從中帶入連結並促進呈現，我想這是博物館終極所要彰顯為真善美而努力的精神。

感念所有的政治受難者及家屬，謝謝你們堅忍不拔地走過，讓我們現在可以從你們當年承受的痛苦，去領會與關注不要再發生權力迫害的事情。從傷痛與錯誤中學習不要再壓迫異己，這是人權博物館可以帶給我們的極大省思。

（本文作者為史前館展示教育組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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