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頻道

紀錄片「讓靈魂回家」觀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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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受邀至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分享胡台麗老師製作的「讓靈魂回家」紀錄片觀後心得，我個人非常敬佩胡老師運用影像做為文化研究與提出觀點的精神與付出。在此也感謝郁倫的邀請，讓我有機會藉由擔任與談人的角色，事先邀請海端鄉內從事文化工作的長輩，於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內一同觀賞這部紀錄片，並簡單進行討論，聽到不少屬於地方的觀點。

這部紀錄片主要以太巴塱阿美族Kakita’an祖靈屋的重建作為敘述軸線，影片拍攝與製作時間長達8年，在這麼長的時間之下，Kakita’an祖靈屋的重建自然牽引出許多部落當代的議題，例如博物館與部落的關係、文物的回歸、地方政治的衝突以及部落文化變異等等，這些在影片的鋪陳中也都有清楚呈現。

雖然這是一部以阿美族文化為主的紀錄片，但這些議題的共鳴卻是可以跨越族群的，可見得各原住民部落文化發展在統治機器的介入後，皆發生了類似的劇烈轉變，特別是維持部落內部文化運轉的場域、倫理以及信仰等崩解，在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的分享會上對這類議題的討論特別熱烈。而現在最艱困的，或許已不再是對過去的追尋，而是確認與發展一個適合於當代生存的部落文化。環顧現今複雜多變的環境，這一代族人所面臨的挑戰真是沈重。同樣投入文化工作的我們，自然是心有所感且眉頭深鎖。

就如前面所提到，這部紀錄片點出許多面向的議題，我在首次觀看後反倒被淹沒在其中，但為了扮演好與談人的角色，也藉此整理自己面對這些議題的思維。看來，多看幾次是免不了的，但我也期望從自身的部落參與以及原住民地方館的參與經驗中，提出些微可供省思的觀點。

接觸地帶─部落與博物館的關係

這部紀錄片前20分鐘多集中在部落與博物館之間的互動關係，其中關鍵在於部落期望文物（祖靈柱）的回歸，以便重建部落文化精神指標Kakita’an家族。雖然博物館對社會文化發展具有協助的責任，但是這樣的行動也挑戰了博物館對文物保存、維護的底限，整個事件發展到後來，家族轉向非物質（祖靈）的回歸，對博物館而言也算是避過了文物保存的難題。

不過，這讓我有了一個延伸的疑問。既然祖靈已經遷移到了現在重建的祖靈柱，離開了中研院的典藏室、回歸於Kakita’an家族文化的脈絡，現在就出現了兩組祖靈柱，假若未來有機會重新選擇收藏Kakita’an祖靈柱，到底是有中研院加持的收藏比較珍貴，還是現在存有祖靈的比較真實呢？這個疑問帶出了一個思考，一旦收藏的對象不再只限於實體時，博物館的典藏室要蒐藏什麼？用什麼方式？為什麼要蒐藏？

從過去對於異文化的珍奇蒐藏到殖民思維的文化建構，如今後現代多元中心發展的思潮，地方知識的蓬勃發展，博物館已不再是群眾認識世界的僅有管道，其重要性自然也不如以往。面對這樣的衝擊，博物館該如何自我調整，以符合當代社會多社群發展的需求呢？

哈里森（Julia Harrison）在1993年的文章哩，嘗試對過去傳統的博物館學概念做一番檢討與批判，認為新博物館的重心不再以典藏、研究、保存和展示等傳統功能為主，而是轉向地方社群社會事件的關懷層面課題之上，也就是社區或地方的需要成為博物館經營的主要指導原則（Julia D. Harrison, 1993, 13(2):160-176;轉引自張立伶，1998:21-22）。

說到這裡，影片的這個段落讓我想起了2009年國立臺灣博物館所投入的「文物回鄉」以及有關「接觸地帶」（contact zones）的討論（註1）。美國人類學者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認為「接觸地帶」是「殖民遭遇的空間」，在這個空間裡，因地緣、歷史被分開的人開始相互接觸，並建立起持續的關係，這種關係通常包含脅迫、不平等和難以調和的矛盾。而文化人類學者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則將這樣的概念發展到博物館領域中，認為若將博物館視為一個接觸地帶，就可提供不同種族互相理解的方式，並使其藏品成為「文化間正在進行的歷史、政治和道德關係的一部分」，且能吸引社會中不同文化的成員（邵亦楊，2006）。

「接觸」牽引出不同歷史軌跡與文化背景的人群，在博物館場域中進行記憶的流動與對話，對所謂合法「擁有」的博物館而言，這些物質相關的生活經驗與傳說故事，可以說遠超過物質有形的「所有」。一旦這樣的條件被突破了，自然對於文物應該被怎樣「擁有」而產生了轉變。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接觸過程，解構了文物作為藏品與標本的意義，而顯現出另一種層次的存在，這是博物館、文物與原住民之間一種新關係的發展（馬田，2012a）。

影片裡，中研院民族所與太巴塱阿美族的「接觸」，時間上更早於國立臺灣博物館的作法，可能礙於影片的長度限制，我們無法得知中研院在面對Kakita’an祖靈屋重建的過程中投入了什麼樣的行動與省思，或許能作為一個重要的研究案例。

Kakita’an家族場域的重建：部落中各種權力的展現與共存

影片中，當祖靈引領離開博物館而回到太巴塱部落後，部落原有的權力生態開始出現波動。祖靈回鄉主要是希望能重建Kakita’an家族的祖靈屋，藉由這樣的文化場域用以彰顯Kakita’an家族的存在，並進一步回溯部落的傳統，甚至成為主要的文化象徵。

不過，影片的呈現也清楚提到這樣的期望與行動，在部落內部遭遇許多挑戰。Kakita’an家族的隱匿與各種權力的崛起，有其背景因素所促成，如今部落的社群結構已不似過去單純。在影片中我看見了幾個關鍵力量的展現，為了維繫各自的發展與生存空間，一旦面對部落權力結構有所變動，必然需要有調整與應對的行動，以維持部落權力相互抵制與支撐的穩定。

　　一、 部落青年（創新的力量）對現狀的不滿，對於過往傳統的追尋成為一個改變的契機。
　　二、 Kakita’an家族藉由祖靈屋的重建，重組家族內部力量，這樣的內聚力也創造了家族在部落裡的位置。
　　三、 祖靈力量的展現，為傳統禁忌信仰與祖靈屋保持了一個神聖與敬畏空間，這也重新奠定了Kakita’an家族的重要性。
　　四、 國家權力機制對部落傳統的發展，產生全面性的箝制與切割。
　　五、 教會信仰對現今部落生活文化的滲透與改變。

換句話說，部落其實是由各種界域變動的社群所共構的整體。在這個整體之內，每個社群都有各自的界域，當然這個界域會因為發展的需要而有所調整。部落傳統能量的回歸與重建，必然會影響現有界域的狀態。而各個社群對所謂的傳統也有不同的描繪與認同的選擇，所謂的一致性可能是不存在的，甚至是會變動的。雖然如此，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不同的社群確實是部落整體的一部分，也提供部落發展上需要的多元能量。

以拼圖的概念來說，每個個體都是一片拼圖，有著不同造型，大家都可依照自身想像來拼湊部落的圖像。雖然拼出的圖像不盡相同，但重點在於大家願意參與拼圖的行動，也願意嘗試各種不同的組合。

以我對自身部落發展的觀察來說，海端鄉各部落人口結構主要以布農族為主，布農族的聚落組成在過去就是以家族為單位，可以說一個聚落的運作就是一個家族的事務。後來因為日治時期的集中管理政策，傳統的聚落概念就此改變，聚落裡開始集合許多不同的家族，而形成一個由不同家族所組成的整體。

之後部落雖然經歷了山地平地化政策與社區營造的影響，各家族的界域並未消弭，在特定時間與地點仍舊顯著呈現家族的界域，現今則更有強化的趨勢。除了積極恢復傳統的家族性質祭儀活動之外，也出現了許多類似氏族宗親會的形式，用以維繫家族成員的關係，此外更有凸顯家族在部落的重要性。

不過，這種強化不能視作絕對的排他手段。以布農族傳統的lavian作為例子來看待，lavian在布農族傳統社會的觀念裡，指的是具有特定能力的人，而能力的彰顯是建立在幫助能力比較低的人，而這樣的行為便能獲取社會的認同，得到族人的追隨。因此，能力與資源較高的大家族若想要獲得lavian的聲望與認同，更需要積極參與部落事務，以建立更廣泛的關係。於是，部落雖作為一個區域概念，卻不代表認同的一致性，而這樣的差異，也影響家族之間的競爭狀態，雖然看似紛亂不已，但我認為，這些不一致性的相互共存與界域變動，有時更能彰顯當代部落的精神與生命力。

另外，傳統文化常常作為部落凝聚的表徵與實踐的手段，在相同的文化底蘊下或許能吸納某種程度的參與與認同，但是對於塑造所謂部落共同文化象徵的期望，卻不一定能與傳統的精神契合。

此外如布農族家族性的射耳祭場，嚴格來說是傾向家族「私有」與「神秘」的部分。因為禁忌的關係，祭場多在距離部落以外的山林之中，且會刻意隱藏，未到射耳祭時，祭場是禁止隨意進入的，就連家族成員也會盡量避免，只有在射耳祭需要時，家族成員才會整理祭場。另外，活動中雖然開放他人參與（僅限男性），但儀式的執行僅限家族成員執行。正如初來部落Ispalidav家族與Nahaisulan家族祭場的例子，在家族的文化傳續過程中佔有重要的作用，也成為部落重要的文化地景（胡祝賀，2007）。倘若祭場朝向「公共」與「開放」的觀念，並做為整體文化資產的一部分來操作，是否會造成祭場於家族文化脈絡中的關係有所變異，至少在此相對於片中太巴塱阿美族人的做法，類似議題在布農族的觀念上值得作為重要課題來省思與對待。

小結

當祖靈從博物館引領回到部落時，就是一場地方文化與政治的搏鬥。祖靈屋的重建與追尋部落文化精神的熱情成為故事發展重要的元素，雖然過程遭遇不少困境，但重建的行動確實為太巴塱部落文化創造了另一個發展空間。

儘管我在觀看影片之後隨即淹沒在龐大繁雜的議題裡，不過以上兩個議題的討論卻是在首次觀看影片後就強烈浮現在腦海裡。當代原住民族群面對文化的復振以及生存，包含地方與公部門皆嘗試各種有效管道，不論是體制內的教育或是地方部落的自主等，而其中所觸及到的問題層次猶如一張繁雜的網，遠超過部落所能預見的範圍，也絕非單一社群所能承擔，多元能量的交互運作或許也反映出部落發展的需求。

另外，具有反映社會文化變動且關懷文化發展，並提供保存、研究以及教育的博物館機構，自然成為部落之外重要的助力之一。特別是現今部落「博物館化」與「學校化」的發展，其中關係到建構地方知識的能力，並進一步有效傳播以及影響地方的策略，例如與當今原住民教育有關的部落學校等型態的合作可能（馬田，2012b）。博物館機構在此時應積極參與，與當代社會重建多面向之關係，亦可作為博物館在面對開放博物館思潮下，用以確認發展定位的機會。

註：國立臺灣博物館為實踐開放博物館的理念，促成館內「文物」能有機會再次與部落產生新的意義，持續投入運用館藏文物做為原住民地方館展示元素的合作策展計畫。該館研究人員李子寧於2011年發表〈 再訪‧「接觸地帶」：記奇美原住民文物館與國立臺灣博物館的「奇美文物回奇美」特展 〉一文中，提到國立臺灣博物館與奇美部落族人的相關經驗。

參考資料：
李子寧
2011 〈 再訪‧「接觸地帶」：記奇美原住民文物館與國立臺灣博物館的「奇美文物回奇美」特展 〉《臺灣博物季刊》，第30卷，第2期。

邵亦揚
2006 〈接觸的地帶還是衝突的地帶？—悉尼雙年展的當代性〉，《美術觀察》，第9期。

胡祝賀
2007 《布農族的節日─射耳祭活動意義：以初來部落為例》，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馬田
2012a 《部落策展人的地方館省思：以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為例》，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2b〈試論新博物館學與民族教育實踐的可能發展〉，《文化驛站》，第31期。

張立伶
1998 《生態博物館與地方文化發展之研究：以蘭陽地方為例》，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本文作者為臺東縣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館長，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研究所碩士，臺東縣海端鄉初來部落布農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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