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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探索

卑南遺址繩紋陶時期文化的提問:關於佔居範圍與陶容器(下)

文‧圖提供/吳意琳

釐清:繩紋陶時期兼有素面陶與繩紋陶

前一期文章《卑南遺址繩紋陶時期文化的提問:關於佔居範圍與陶容器 (上)》提到,為對卑南遺址下層的「繩紋陶時期」進行探究,因此,所謂「繩紋陶文化」範疇的陶器,必須先釐清其定義。在連照美與宋文薰兩位研究者稱之為卑南遺址「繩紋陶文化」時期,只列出帶有繩紋與刻劃紋陶片的文物,發掘者認為這些是距今五千年的遺物。在1980-1982年發掘工作的報告書所描繪的陶器器型繪圖中,可以看到在罐型器裡有變化多樣的口部,短口罐為主,僅一件標本口緣超過三公分長,大多為斜敞的口部,也有平敞的口部(下圖a、b),亦有唇帶折脊的樣式(下圖e)。刻劃紋則施於短口平唇罐的唇緣,以及折肩罐的上半部。缽形器約佔全體繩紋陶片數量四分之一,可辨識出21件缽,其中有8件可以看到帶裝飾性的小耳把(連照美、宋文薰2004:50-56)。

卑南遺址發掘出土繩紋陶文化層的罐型器與缽型器
卑南遺址發掘出土繩紋陶文化層的罐型器與缽型器(其中包含有刻劃紋的個體)(連照美、宋文薰1986:11-12)。

在這本卑南發掘的總報告中,2004年有重新編排出版,筆者檢視後發現,關於器型組合與陶器質地描述,跟過去的版本相同,沒有見到素面的陶片。換句話說,研究者可能將同一層位中帶有繩紋陶片單獨挑選出來做分析,因此在報告裡關於繩紋陶文化的陶器,只看到上圖所示這些「帶有繩紋」的陶片。而這個現象在原報告裡可以觀察到,原研究者多次將繩紋陶與素面陶稱作「兩種陶類」,同時也因為研究者在發掘過程中並沒有找到「獨立成層的繩紋陶」,所以認為之前發掘的卑南遺址裡並沒有「繩紋陶文化原始堆積層」,所有發現繩紋陶的坑位位置都只是「遺物包含層」。在發掘者的說明中提到(宋文薰、連照美2004:48):

繩紋陶文化層並非全面性的存在,而僅見於卑南文化生活層之下成透鏡體的黃土層之中。與黃土層的生成條件相同地,繩紋陶文化的遺物是由發掘區以外的地方流進來的--亦即,繩紋陶文化層的考古遺物是屬於第二次自然堆積層(natural secondary context)不能代表原始住居(dwelling)之第一手材料。

理解原發掘者的這一觀點非常重要,並牽涉到歷來學者對於繩紋陶文化定義的細節討論。時至今日,卑南發掘超過三十年後,因為資料的累積,考古學家已經理解,從繩紋陶文化到素面陶文化的演變當中,其中的繩紋裝飾是漸次消失,而不是突然轉變。因此,將過去的資料以新的觀念重新理解,便顯得更為重要。之所以希望重新理解卑南繩紋陶文化層的內涵,因為根據筆者截至目前為止對於潮來橋遺址出土繩紋陶時期器物的整理(吳意琳2017),潮來橋遺址落在約3700-4450B.P.的年代範圍,繩紋陶比例相當高,達到六成以上,下層繩紋佔比可以達到八成以上。然而,繩紋陶時代陶容器的器型組合,一直都是有繩紋陶也有素面陶,發生變化的是陶片上繩紋裝飾比例上的多寡,年代越晚,比例越低。除此之外,隨著時間的演變,器形與口部形式也有變化,此點是另一項年代上的細節。

驗證:重新檢視卑南遺址陶土質地、器型樣式與分層演化

除了前述卑南遺址公園試掘計畫報告的數據資料,筆者也重新檢視1988-1989年發掘陶片卑南調查計畫的P4坑,並逐層記錄陶器器型。比對工作的進行以觀察質地、繩紋比例、器型組合以及在層位裡演化的狀況(表1、表2、表3)。

表1 繩紋陶時期卑南遺址陶器與潮來橋遺址的比較
表1 繩紋陶時期卑南遺址陶器與潮來橋遺址的比較
表2 卑南遺址卑南公園試掘計畫(P4)陶器器型與陶土等級統計
表2 卑南遺址卑南公園試掘計畫(P4)陶器器型與陶土等級統計
 表3 卑南遺址繩紋陶與素面陶陶器器型的層位分佈(P4)
橘色框表示富山遺址的器型:繩紋缽及高頸罐;藍色框表示繩紋帶刻劃紋)
(橘色框表示富山遺址的器型:繩紋缽及高頸罐;藍色框表示繩紋帶刻劃紋)。

以質地來說,以筆者觀察到的這些陶片,初步來看是本地的陶土製作,輝石顆粒與板岩屑常常一起出現,或許是取土點近於河口,所以才會發現東海岸的輝石混著卑南大溪的板岩屑(表1)。以質地配合器型來看,兩群的罐型器各式都有一些,繩紋群質地較素面群為細緻;兩群的盆缽形器都少,皆偏細緻;繩紋群短口罐多,素面群長口罐多;繩紋群佔整體22%,素面群佔78%(表2)。

至於分層器型演化的狀況(表3),繩紋群的短口罐與折肩罐(帶刻畫紋)出現在最底層,繩紋斂口缽在中期出現,持續到最後才消失。素面群一開始數量比繩紋群還少,僅有一個短口罐,後來素面群整體大量且快速增加,長口罐是數量最多也一直持續到最後,素面群其中還有一種帶頸直口罐持續了好一段時間。最後,則觀察繩紋群與素面群陶器的器型樣式,它們的樣式大致也在其他地區繩紋陶時期的器型組合之間。

卑南遺址繩紋陶時期P4帶繩紋陶器
卑南遺址繩紋陶時期P4帶繩紋陶器。

至於分層器型演化的狀況(表3),繩紋群的短口罐與折肩罐(帶刻畫紋)出現在最底層,繩紋斂口缽在中期出現,持續到最後才消失。素面群一開始數量比繩紋群還少,僅有一個短口罐,後來素面群整體大量且快速增加,長口罐是數量最多也一直持續到最後,素面群其中還有一種帶頸直口罐持續了好一段時間。最後,則觀察繩紋群與素面群陶器的器型樣式,它們的樣式大致也在其他地區繩紋陶時期的器型組合之間。

卑南遺址繩紋陶時期P4素面陶器
卑南遺址繩紋陶時期P4素面陶器。

以上的比對資料,與富山遺址的遺物出土現象非常近似:整體繩紋陶比例低,並且隨著時間逐漸消失。特別是此處P4發現的繩紋斂口缽、帶頸直口罐,與富山的繩紋帶耳缽與直口高頸罐確實有非常神似的地方,在層位裡的分佈與比例也都很接近。富山遺址的繩紋陶缽是典型的東部代表器物,在很多遺址都曾發現(李坤修、葉美珍2001)。同時根據筆者的觀察,其在富山遺址裡也是繩紋陶時期最後一類消失的繩紋陶容器,可以說是指標性的文物。

彙整以上這些線索,P4坑似乎在繩紋陶發展最後階段與富山的狀況相符,亦即都出現了繩紋陶結束的樣態(繩紋容器完全消失,由素面容器取代)。而P4坑下層卻也見到早期繩紋陶的特徵,有典型的繩紋短口罐(參見圖:卑南遺址繩紋陶時期P4-帶繩紋陶器L32短口繩紋陶罐),還有繩紋折肩罐也出現在底層(L29-L30),這三件都帶有刻劃紋。

唯獨,P4坑從早期(L32)到晚期結束(L15),似乎少了一個繩紋陶發展鼎盛的階段,如同潮來橋遺址出現的繩紋陶群比例高於素面陶群的階段現象。以P4坑看來,繩紋陶群高於素面陶群的階段,只有最底部的幾層(L32-29),恰為被定義是「大坌坑文化階段」遺物出現的地方。換句話說,卑南遺址的繩紋陶層是存在的,也與其他遺址有相同的朝向「素面化」的過程,只是在這一個P4坑位中,繩紋陶階段資料不是非常豐富,但素面陶在晚期一下子大量增加,卻是非常明顯的現象。

討論:卑南遺址繩紋陶層與年代演化

對於整個卑南遺址的「繩紋陶文化層」,我們檢視了過去卑南遺址發掘時的調查資料,彙整了1994年破壞區調查以及2010年地質鑽探工作的討論,也再重新檢視1988-1989年出土資料。初步統整結果是,卑南遺址應該有繩紋陶文化層,或許如同其他海岸的繩紋陶時期遺址,地點也位在40-60公尺的海拔高度,依據前述的種種線索,或許成為一個帶狀區塊(見筆者以彩圖標記處)。

卑南遺址1980-1986、1988-1989、1994破壞區調查範圍
卑南遺址1980-1986、1988-1989、1994破壞區調查範圍所揭露出可能為繩紋陶時代原地堆積的所在位置(編輯自連照美、宋文薰2006:224)。

致謝與說明

本短文由本館李坤修與葉美珍兩位副研究員在共事過程中,提供許多過往卑南遺址試掘過程研究資料的訊息,卑南遺址資料由筆者進行重新整理檢視與分析。

參考資料
宋文薰、連照美
2004 《卑南考古發掘1980-1982:遺址概況、堆積層次及生活層出土遺物分析》。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李坤修
1987 《卑南文化實用陶容器之分析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坤修、葉美珍、楊淑玲
1994 〈一級古蹟卑南遺址遭破壞區善後處理考古計畫工作報告〉。《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通訊》3:37-64。       

李坤修、葉美珍
1995 〈臺東縣卑南鄉富山遺址1994年試掘報告〉。《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通訊》5:33-94。

李坤修、葉美珍
2001 《台東縣史:史前篇》。臺東縣政府文化局。頁數:239。

吳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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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意琳、Laurent Descho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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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照美、宋文薰
1989  《臺東縣卑南文化公園考古試掘報告》。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專刊第15種。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連照美、宋文薰
2006 《卑南遺址發掘1986-1989》。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黃士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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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臺灣的考古遺址》。臺北縣:臺北縣立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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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花岡國中校舍新建工程遺址搶救發掘計畫成果報告書第四冊(新石器時代)》。花蓮縣政府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研究計畫報告。

謝孟龍、李坤修、傅君、葉長庚
2011  〈卑南地區史前聚落遷移與河流環境變遷的初探〉,《2010年臺灣考古工作會報研討會論文集》,第5-III-1–5-III-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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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史前館研究典藏組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