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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島文化專欄

環境變遷與南島語族遷移議題的相關討論

文/傅君

今年2月間,接到一位來館參觀的訪客留言,提問以下問題,我就所知,作了回覆。由於訪客留言的問題,在目前「南島語族」的考古學與人類學研究中,是重要的議題之一,因此,將當時的答覆作一些增補,藉本館電子報一隅發表,以提供一個思考、討論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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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自本館南島展示廳解說看板。

訪客留言:「臺灣算是土石流好發地區,臺灣也是南島語族遷移的中心點,是否南島嶼(語)族的外遷與天然災害有關?因為臺灣在某一段時間連續發生土石流,造成他們被迫往外地遷移,等過了好幾代之後,他們的後裔又搬回來,可能有著祖先的記憶,所以有些地方他們不去居住,是嗎?」

回覆如下:

從訪客留言中,我看到幾個未經證實或我們所知有限的陳述,被交錯置放在一起,並在其中建立了這幾個陳述的關連性。這些關連性是否成立需要進一步檢證與討論。

先將訪客留言釐清一下。留言中第一個「陳述」是:「臺灣是土石流好發地區」,此陳述基本上沒有太大的錯誤。臺灣地質年輕,又處於歐亞、菲律賓、呂宋等板塊接合之處,火山、地震活動頻仍,地質相對不穩定,又由於造山運動持續進行之故,地形上也有山高溪流流域短淺、地形比高大的特徵。在這種地質與地形條件之下,加上颱風季節降雨集中的氣候特性,土石流和其他地質變遷發生的機率較高。因為臺灣地域狹小,人口集中在溪流兩岸及下游地區,土石流之類的自然災變,對人類生活之影響也可比較明顯地被人所感知。

相較於前一個陳述,留言中的第二個陳述:「臺灣也是南島嶼(語)族遷移的中心點」,就有爭議的空間。臺灣的「南島語族」和今天居住在大洋洲各地以及西至非洲東岸的馬達加斯加島、操語言學上所稱的「南島語」的人群,屬於同一個語言(源)固是語言學上的論點,然而,「南島語族」人群遷移與擴散的時間與次第,仍未有定論。「臺灣是『南島語族』人群遷移與擴散的中心點」,這個陳述的意涵並不明確。其之所以「不明確」乃至於「含糊」,可從空間與時間兩方面來說。

從「空間」上說,目前學界的說法有:「南島語族」從亞洲大陸往太平洋地區擴散的可能路徑包含從臺灣經菲律賓呂宋島往太平洋地區擴散,又有「南島語族」經由中南半島、經島嶼東南亞地區向太平洋地區擴散兩種說法。即使依循第一種說法,臺灣是南島語族向太平洋地區遷移路徑中的一個位置,但它是否是「中心點」,則要視所謂的「中心點」的定義是什麼,而對所謂「中心點」的定義,則必須考量時間的維度。

從時間上來看,「南島語族」在太平洋地區活動(遷移)的時間可能從數千年前至千餘年、甚至百餘年前。目前我們對此時間範圍內「南島語族」的遷移活動所知甚少,我們不知道在不同的時間階段裡人群移動的情況,也因此無從知道在不同的時間階段裡,臺灣是或不是遷移活動的「中心點」。雖然,學界有些人對於「中心」這個佔「主位」的字眼頗有偏好,但並沒有提出切確的論證。

從考古發掘記錄所知,早在距今約2萬餘年前,在我們今日稱為「臺灣」的這個海島之上,就開始有人群居住(例:歷來由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人員所發掘的臺東八仙洞舊石器時代遺址),而人群在島上活動的紀錄也一直未曾間斷。近年來,在臺灣的學術研究中,我們對於在2萬餘年的時限之內,人群在臺灣這個島內的移動,以及人群向島外遷移的研究尚在起步的階段。既有的研究可參考的有:從語言學(中研院語言所李壬癸教授)、體質人類學(馬偕醫院林媽利醫師)、考古學的考古遺物分析(中研院史語所的幾位相關考古研究人員)等面相,針對人群在島內以及向島外遷移的歷史過程提出各種假說;最近幾年動物學、植物學學者透過比對豬、老鼠、臺灣構樹等隨人移動物種的基因,來討論「南島語族」在臺灣、以及在南太平洋島嶼地區(澳洲、紐西蘭、大洋洲)的遷移史。

在這些有關南島語族遷移的研究與討論中,對於臺灣是否是南島語族遷移路線上的「中心點」一說(另言之,臺灣是否是南島語族的「原鄉」),並沒有共識。沒有「共識」的原因,除了可供討論的證據不足之外,還可能是因為問題本身的定義不清,也無從討論起。

訪客留言將以上兩個陳述結合,而產生兩個陳述式的提問,第一個提問是:「臺灣是南島語族遷移的中心點,是否南島嶼(語)族的外遷與天然災害有關?」由前述的理由,「臺灣是南島語族遷移的中心點」的陳述並非確然,所以這個問題本身並無意義,也無從回答起。

第二個提問:「是否南島嶼(語)族的外遷與天然災害有關?因為臺灣在某一段時間連續發生土石流,造成他們被迫往外地遷移,等過了好幾代之後,他們的後裔又搬回來」。在這個提問中,臺灣是否在某一段時間內持續發生大規模的地質變遷(土石流)?地質學家能提供有確證的回答,在此不多著墨。而是否連續的土石流發生造成島內族群向外遷移?土石流(或廣泛定義下的「天然災害」)是否是人群遷移的原因?這是可以討論的問題。

就我所知,目前學界(考古學及地質學)一般認為環境變遷與人群社會文化變遷有密切關連,也有一些研究清楚地說明了這兩者的關係。例如,臺大地質系陳文山教授在臺灣西海岸對海岸線變遷的研究,清楚地表示臺南地區史前考古遺址分佈與海岸變遷的對應關係;考古學者依照地質學家提供的花東海岸陸地抬昇的資料,合理地推論臺東(例如東河、富岡、八仙洞等地區)史前遺址在海階上分佈與時間和海岸線坡地的海拔高度相關,而地質學家也參照考古發掘的年代測定,作為推定東海岸陸地抬昇的速率的參照函數(例如:臺大人類系黃士強教授、臺大地質系劉平妹教授、臺大地質系謝孟龍博士等人的研究)、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林淑芬博士曾經提過氣候變遷造成蘭陽平原地區史前文化曾有將近一千年的斷層的假說。就我所知,臺灣學術界直接以環境變遷為制變因素來討論史前史發展的學術研究,可以卑南遺址近年來的研究為例(謝孟龍、楊小青、李坤修等),該研究的細部資訊可與本館相關研究人員聯繫取得。

這些研究都是人群社會的演變與環境變遷密切相關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為止,這些環境變遷與社會變遷的研究都涉及大範圍、長時限的地理現象及社會變遷,以及兩者間相關性的推論與歸納,由於研究對象的尺度過大,造成「解析度」不足的問題。尤其重要的是,外在物理環境的變化固然制訂了人群活動的基礎舞臺,一個社會的發展與變遷並非全然取決於外在環境的改變,人群社會的內在因子如社會組織型態、社群關係、以及文化觀念等,也與外在物理環境交織而成社會變遷的制動因素,這是這些以「環境」為唯一的致變因子的研究取向所必須面對的問題。

(本文作者為史前館研究典藏組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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