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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國際交流—淺談鳥居龍藏的臺灣踏查

談到日治時期的研究臺灣原住民的學者，除了最富盛名的伊能嘉矩先生之外，在同一時期還有兩位在臺灣近代歷史及原住民研究中耳熟能詳的人物—鳥居龍藏與森丑之助。三位日籍研究者在臺灣早期原住民族田野踏查歷程中，皆有著各自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徑與重要成就。

在今年五月臺灣疫情爆發前夕，史前館南科考古館有幸與日本德島鳥居龍藏紀念博物館展開了一場疫情下的線上國際交流座談，會中並邀請當時正於中央研究院擔任訪問學者的日本福岡大學人文學部文化學科宮岡真央子教授來到南科考古館，進行鳥居龍藏研究之專題講座。本篇文章為筆者在國際交流會後的延伸閱讀，在此淺談並介紹鳥居龍藏在臺灣踏查的軌跡。

鳥居龍藏為日本德島縣人，家族世代為菸草商，自幼家境富裕。由於雙親久無子嗣，加上兄長因腦膜炎導致智能不足，因此鳥居龍藏是在家人殷殷期待下出世，並在備受家人呵護下成長。他自幼時就對各種事物抱持極大好奇心，並因為家境富裕能隨同母親的興趣—戲劇，經常觀賞各種人形劇及歌舞伎等演出，不但從中學習到許多歷史典故，也養成他喜好收集人物繪、歷史畫冊、浮世繪、錦繪、玩具等新奇事物的興趣，兒時生活可說過得相當自由自在。

然而他的求學階段一開始似乎沒有這麼順利，在他晚年的回憶錄《一個老學徒的手記》中曾提及，由於從小就不喜歡學校的教育方式，他在小學曾遭到兩次留級而遭到退學，自此他便開始走上自修之路。這一條自修之路不但沒有成為他學習的阻礙，反而透過自動自發的主動式嚴格學習，養成了他積極富行動力且博覽群書的好學習慣，相信如此也奠定了日後鳥居龍藏能夠不斷精進，成為人類學大家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開啟人類學的契機—與坪井正五郎的相遇

坪井正五郎是日本第一位人類學家，被後世稱為「日本人類學之父」。他是「東京人類學會」創立成員之一，並擔任該學會幹事。「東京人類學會」當時是亞洲最早成立的人類學會。而習慣自學且經常主動請教他人的鳥居，於年僅16歲時看見了學會成立的消息時，便興奮地主動聯繫希望申請入會，也因此展開了與坪井通信學習的師生關係。

因為鳥居優異的表現，坪井正五郎還曾特地遠道前往德島拜訪這位優秀的自學少年，終於在1890年，鳥居在家人支持下毅然決心放棄家中祖業前往東京，並從此展開了精彩非凡的人類學研究與學術踏查壯遊之旅。

以人類學為目的的臺灣研究

1895年甲午戰爭結束，臺灣開啟了長達50年的日本殖民地時期。當時日本政府為了要有效管理臺灣原住民，便積極展開臺灣原住民研究調查工作。其中以大眾最廣為熟知的伊能嘉矩及森丑之助，便是在該年分別以陸軍雇員以及陸軍通譯的身分來臺。

伊能嘉矩為日本民俗學者及人類學家，在未被派遣來臺之前，與鳥居龍藏同在坪井正五郎的門下學習，在得知臺灣被割讓與日本後，伊能嘉矩便決心前來臺灣進行人類學調查。鳥居龍藏則是在隔年透過東京帝國大學派遣，以理科大學雇員身分來臺調查。森丑之助則是三人之中唯一沒有人類學相關學歷背景的人士，但他在鳥居龍藏第四次臺灣調查時擔任通譯，在長達九個多月的旅程中，他向鳥居學習了基礎的人類學調查方法，從此間接開啟並影響了森丑之助在臺灣原住民的研究，以及臺灣森林、植物等全面性的調查契機。

鳥居龍藏的研究特色

這三位從事臺灣研究的日治時期學者，曾被臺灣原住民文化及遺跡調查有巨大貢獻的作家楊南郡老師讚譽為「調查三傑」。他們所投入耕耘的田野—臺灣，對當時的人類學家而言就是一塊極為珍貴的田野地，三人透過不同的生命歷程累積了驚人且珍貴的原住民研究與紀錄。

鳥居龍藏相較於伊能嘉矩及森丑之助，更有空間進行接近純人類學的學術研究調查。原因是鳥居並非由統治單位以殖民管理為目的受派遣進行調查，而是由東京帝國大學以人類學研究為主的田野踏查，故在此背景下讓他能夠與統治機關保持一定程度之距離。若從鳥居來臺所進行之田野調查內容來看，包含體質人類學、物質文化、語言、考古學以及在漢民族未大量到來之前的歷史等綜合性人類學調查紀錄，如此豐富的調查面向即可感受鳥居對於田野調查的熱情投入以及其單純進行人類學研究的實際行動。

鳥居龍藏在臺調查的時間最短，卻能在四次調查共約五年的時光裡完成涵蓋全島的族群調查，更是唯一一位完成蘭嶼雅美族民族誌紀錄的學者。更令人驚嘆的是，他是在治安、衛生、資訊、語言等各方條件皆不足且臺灣原住民族仍盛行獵首的情況下完成田野調查。如回想第一次來臺時的鳥居，當時他年僅26歲，且正處於人生第二次到海外進行異文化人類學田野調查的階段，對於非常熱中研究的鳥居而言，臺灣正是他極欲登場的人類學研究舞台。儘管他實際在臺研究的時間不如伊能嘉矩及森丑之助，但其豐碩的研究成果，也同樣獲得後世極高的評價與肯定。

鳥居龍藏為第一位攜帶玻璃乾版相機進行臺灣原住民族調查的日本學者。誠如前述有關鳥居的研究歷程，鳥居視臺灣為人類學研究的珍貴田野地，因此可說是有意識地以臺灣尚未被現代化影響的原住民族作為其調查對象。加上鳥居透過其恩師坪井正五郎的影響，得知歐美人類學者將攝影技術運用於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方法與趨勢，因此他也不畏艱險地帶著笨重的相機入山，用攝影機搶拍下當時的原住民族身影。正因為他急切地想為可能即將面臨文化消逝的民族留下最後的紀錄與身影，臺灣原住民各民族百年前的樣貌，也隨著他上山涉水的踏查過程被一點一滴記錄下來。

綜觀他為後世留下來的臺灣原住民族身影紀錄，從宋文薰先生在〈鳥居龍藏博士與臺灣〉一文中曾經提到，根據《感光板》一書38頁記載：「鳥居龍藏所拍攝的1895張感光玻璃板底片中，與臺灣有關的竟達834張之多，約佔總數的45%，是數量最多的」。曾經擔任鳥居龍藏第四次臺灣調查通譯的森丑之助，也是因為在此經驗影響下，開始以乾版相機進行其後續的原住民族研究調查，也同樣為臺灣原住民留下了龐大珍貴的影像資料。

結語

鳥居博士一生留下了後世難以超越的偉大學術成就，在臺灣的研究調查歷程雖然僅是他研究生命裡的一段篇章，但此一短短篇章卻能提供給臺灣原住民族研究者豐富且珍貴的第一手材料。

尤其重要的是他作為人類學者對於研究的熱情與實際行動，包含投入田野踏查之時仍不斷充實自我的勤懇姿態，以及回想其從被教育體制排除的自學者，到成為人類學大家的生命歷程。相信每一位看過或認識鳥居龍藏精彩一生的人們，都會為其不凡的一生感到無限的敬佩與驚嘆。

參考資料
本篇文章參考自鳥居龍藏原著、楊南郡先生所譯著《探險台灣—鳥居龍藏的台灣人類學之旅》、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所出版《鳥居龍藏眼中的台灣原住民—跨越世紀的影像》，以及日本福岡大學人文學部文化學科宮岡真央子教授之文章〈鳥居龍蔵の台湾研究—残された資料の今日的意義〉。

（本文作者為史前館南科考古館研究助理、德島鳥居龍藏紀念博物館交流座談承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