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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的故事：來自草原的噠噠啼聲（下）

上期文章〈馬的故事：來自草原的噠噠啼聲（上）〉提到馬類的生物特徵以及與人類生活的關係，本期繼續看馬匹馴化的歷史。

馬匹的馴化

馬是現代常見家畜中最晚被馴化的一種。雖然牠的體型與牛、羊等草食家畜相近，但研究者在分辨野馬與家馬時，往往無法套用其他動物常見的判斷指標，例如明顯的體型縮小或外形改變。早期學者曾嘗試從顱骨形態尋找馴化跡象，例如腦容量減少或額骨變寬，但野生族群本身就存在自然變異，而體型差異也可能受到氣候與環境影響，不一定與人類馴養直接相關。因此，單靠骨骼形態很難得出結論。現代研究通常必須結合多種線索，包括動物死亡年齡的分布、遺址中的埋藏環境，以及與人類活動相關的器物證據，才能建立較可靠的判斷。

有關最早的馬匹馴化證據，學界經常提到兩個銅石並用時代（Eneolithic period）的遺址：位於今日哈薩克的博泰（Botai），以及烏克蘭的德萊夫卡（Dereivka），年代大約落在西元前四千到五千年之間。這兩個遺址的動物遺留中都出現了顯著比例的馬骨，佔德萊夫卡遺址總出土生態遺留約六成，而在博泰遺址則有超過九成，這種現象在更早期的遺址中是看不到的 。

長久以來，學界針對兩遺址是否存在已馴化家馬持不同意見，有人認為急遽增加的馬骨數量代表兩地在銅石並用時期，可能已經有馬匹圈養的行為，再加上博泰遺址的馬骨上發現疑似嚼子造成的牙齒損傷，經實驗證明必須騎乘達300小時以上才有可能造成；同遺址的陶器分析也確認馬肉、脂肪和馬奶的使用；遺構中更發現有馬糞集中堆積的現象，在在顯示該地已具備一定程度的馬匹管理策略。

另一派則主張大量馬骨反映的應是較以往更加頻繁的野馬狩獵，其論點建立在兩地的馬匹死亡年齡分散，且博泰的馬匹性別比例接近1:1，德萊夫卡遺址的以公馬為主，不符合「豢養模式」；再加上博泰遺址的馬骨上並無發現太多病理特徵，顯示這些馬匹可能並未受到生理或行動限制，不符合典型的豢養行為；最後，博泰遺址的巨量馬骨以及極高的骨骼部位保存率不像是具策略與效率考量的圈養利用，反而更加符合圍捕狩獵造成的獵物過剩情形。總結而言，兩方論點各有擁護者，兩遺址中又以博泰遺址具有馴化馬匹的論點更被廣泛接受。

回過頭來看，動物或植物的「馴化」在字面上看似簡單，但其學術定義相當複雜。Zeder（2012）提出一個較中立的解釋：馴化是人類與目標動植物群體之間一種持續性、跨世代且互利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中，人類通常被默認對目標物種的繁殖具有顯著程度的控制力，但動物或植物本身的特徵有時也可能對馴養的發展進程有所貢獻。因此，在討論物種的馴化時，衡量兩面的影響是有必要的。簡而言之，如果不考慮人類作為被動體（passive subject）的情況，針對物種馴養的討論便不夠全面。

為此，野馬種群的自然行為也應納入考慮。遺憾的是，現今自然界僅存一種野馬種類，即普氏野馬（Przewalski's horse），也稱為蒙古野馬。雖然現今的普氏野馬大多生活在人類控制環境下，更在後來的基因研究中被證實為博泰馴化馬的再野化種，已然不是最原始的野馬（Gaunitz et al., 2018），無論如何，牠們仍保有部分先祖的習性可供參考。

普氏野馬的社會組織由1匹公馬、5 到 6 匹母馬和不同年齡的幼駒組成，每個群體都會用尿液和糞便標記領地。領頭的公馬會攻擊任何侵入邊界的威脅，牠不僅是群體的領導者，也是保護者，無疑應是群體中最強壯的。群體移動時牠們通常押後，但在警覺危險時則在前方，遇到威脅時會毫不猶豫地發動攻擊，其踢擊可對熊等強壯野獸造成嚴重傷害。如果幼駒受到威脅，母馬也會發動攻擊。野馬的奔跑速度極快，獵人若無已受控制的馬匹配合，要徒步追上牠們應該非常困難。

考慮到這些因素，博泰遺址似乎更有可能存在已被馴化的個體，主要原因有幾點。首先，野馬狩獵是構成中亞及東歐大陸銅石並用時代的重要生業活動之一，但需要獲得像博泰遺址如此大量的馬匹資源，合理推測至少應該已有一個受管理的群體用於狩獵。這與嚼子磨損理論相符，既然騎乘需要投入大量時間才能造成牙齒損害，單獨且重複地馴服和騎乘一個個體以保持控制似乎不是有效的做法，因此揀選已馴服者來培育後代應是有益的長期策略（Brown and Anthony 1998）。

其次，透過擁有一個受控制的馬群，博泰人民可以隨意決定利用任何年齡或性別的個體，這或許可以解釋博泰馬的性別與年齡比例。雖然研究上通常會假設豢養策略應以最高產的方式經營，但考慮到博泰遺址可能代表了馬匹馴養的最初階段，當時未必以追求後世畜牧業那種高度優化的管理模式為目標。雖然有學者認為博泰馬骨包含全年齡個體，是因為當時是以圍獵（herd drives）的方式將整個群體一網打盡（Levine 1999）。然而考量到野馬的習性與攻擊力，若僅靠少數馴服個體支援，每次都以整群為目標似乎是種高風險的作法。

第三是馬糞管理的證據。在博泰遺址的考古發掘發現坍塌的屋頂遺構上有大量的馬糞堆積，依當地民族學研究類比認為極有可能是調節房屋溫度之用。如果博泰並未畜養馬匹，這麼大量的馬糞需要從野外收集。且不說這樣搜集的效率是否能夠滿足遺址中所發現的量，採集野馬馬糞無疑增加了侵入強悍公馬領地而遭遇攻擊的危險。綜上所述，結合考古證據和對動物習性的考慮，至少有部分博泰馬是被馴養的應是比較合理的解釋。

多數研究皆以博泰遺址為主討論，德萊夫卡較少被提及主要有幾個原因。除了該遺址出土馬骨總量並未像博泰遺址顯著以外，完整生態遺留報告的缺失、以及由於機構缺乏存儲空間，多數不可測量的馬骨在初步研究後即遭丟棄（Levine 1999）；曾被視為關鍵證據的一件帶有馬銜痕跡的下顎骨，後來被證實來自公元前八到二世紀的晚期擾動層位（Anthony 2007）。

儘管如此，德萊夫卡大量出土馬骨的事實仍十分重要，提醒我們東歐地區在史前時期已經出現與馬密切相關的生業轉變。馬的馴化並非單一事件，而更像一段跨越地域與世代的漫長實驗，而考古學正是在碎片中重建這場實驗的過程。

結語

從草原奔跑的野生動物，到與人類共享城市與文化空間的夥伴，馬的馴化歷史其實是一段雙向塑造的故事。牠們的身體為速度與耐力而建造，人類則在理解與利用這些特性的過程中，逐步改變了自身的交通、戰爭、經濟與醫療方式。

考古學讓我們看見馴化並不是某個單一瞬間的「發明」，而是一連串試探、合作與適應的累積結果。即使在機械與數位技術高度發達的今日，馬依然沒有退出歷史舞台，而是轉換角色，持續參與人類的競技、治療與公共生活。

重新認識馬，不只是回顧一種動物的生物學特性，更是在理解人類文明如何與其他物種交織成長，而這種跨物種的共演，正是文明最耐人尋味的一面。

參考文獻

Anthony, D. (2007)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how Bronze Age riders from the Eurasian steppes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rown, D. and Anthony, D. (1998) ‘Bit Wear, Horseback Riding and the Botai Site in Kazaksta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5(4): 331–347.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006/jasc.1997.0242.

Gaunitz, C. et al. (2018) ‘Ancient genomes revisit the ancestry of domestic and Przewalski’s horses’, Science, 360(6384), pp. 111–114.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o3297.

Levine, M.A. (1999) ‘Botai and the origins of horse domestication.’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8(1): 29-78.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006/jaar.1998.0332

Zeder, Melinda A. (2012) ‘The domestication of animals.’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68(2): 161–190. Available at: http://www.jstor.org/stable/23264664.

（本文作者為史前館南科館管理中心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