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島文化專欄

認識爪哇地區的樹皮紙dluwang

dluwang是爪哇地區樹皮紙（Javanese Paper）的稱呼，許多印尼的古老經書是書寫於由樹皮製作的「紙」上。經過荷蘭學者Rene Teijgeler透過分析25件收藏於荷蘭的dluwang典籍樣本，證實其原始材料是構樹。Rene Teijgeler也由歷史典籍、文獻來探討dluwang一詞到底是什麼？是樹皮布？還是樹皮紙？

dluwang毫無疑問是由樹皮為原料製作加工而成，筆者認為dluwang可以「一詞多物」來看待，稱為布或紙是可以由其功能來進行區隔；如果用於繪畫、書寫，即可以「樹皮紙」稱之；如果用於服飾、包裹物品等就可視為「樹皮布」。

樹皮紙的發展

最古老的樹皮紙經書是16世紀末爪哇－伊斯蘭（Javanese-Islamic）的作品。在16世紀時，伊斯蘭教傳播至爪哇時，經文一開始是寫在棕櫚葉上，隨後尋找更接近伊斯蘭法典的形式，由於棕櫚葉摺起來時會裂開，因此並不適合；16世紀時在當地所有紙張必須進口而來，十分昂貴，以dluwang為書寫材料成了最佳解決方法。

其後的發展，可由零星的紀錄來看。殖民時期荷蘭東印度公司（VOC,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ampagnie）時期印尼的紙張短缺，往往需要由荷蘭進口。在1809年爪哇島北部三寶瓏（Semarang）一則官方的紀錄出現「需要爪哇紙做信封，中國紙當信紙」的資訊。樹皮紙在爪哇被殖民時期做為製作封套、包裝用紙的原始材料。1858年巴達維亞（Batavia）郵局使用10,000至15,000張的樹皮紙做為包裝紙。但是大約在1900年時，由於紙張隨處可得，書籍大量印製，dluwang的產製品便走到了盡頭。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印尼西爪哇島的牙律縣（Garut）地區僅剩Bisri家族製作樹皮紙。1950年代初期，西爪哇政府和森林部還向Bisri家族訂購樹皮紙當辦公文件使用。1960年代晚期，樹皮紙產業的訂單已無法維持收入。Bisri家族的Pak Bisri於1965年去世，他的太太 Nonya Nyio Uki繼續樹皮紙事業直到1980年去世。Pak Bisri兒子Pak Ading目前是以皮革為業。其實樹皮紙事業無法繼續的原因，除訂單少外，還有當地構樹原料缺乏的關係。1994年的時候，在Pak Ading他家附近只殘存一棵枝條稀疏的構樹。

樹皮紙的製作

構樹在爪哇是十分罕見的，筆者2016年至印尼萬隆（Bandung）拜訪樹皮紙工藝創作者Mufid Sururi時也發現當地構樹十分少見，僅在工作室旁有稀疏的群叢。而有趣的是經過DNA的分析，此地的構樹和印尼蘇拉威西、大洋洲各島嶼的構樹一樣，皆來自於臺灣。

樹皮紙到底是什麼樣子？又是如何製作的呢？2016年11月2日雅加達織品博物館舉辦「樹皮布特展」（Beaten Bark: Hidden Treasure: Fuya, Tapa, Daluang），在特展的演示攤位上，工藝創作者Mufid Sururi進行演示由多張樹皮布拍打而成一張樹皮紙。強力的拍打可以將兩張不同的樹皮布完全拼接毫無隙縫，再來的加工則是以貝殼（芋螺）進行後續的打磨光滑，成為質地光滑的樹皮紙。

為了說明樹皮紙的製作需要多張樹皮布拍打加工而成，他特地使用了二十多張樹皮布敲打成為一張紙，也特意把它連接在構樹的小枝幹上，十分有創意。

植物成為文化資產的媒介

在雅加達織品博物館「樹皮布特展」開幕時，主辦單位還規劃了致贈構樹樹苗給貴賓和邀請貴賓植樹活動。構樹在臺灣隨處可見，但在印尼地區卻是稀少珍貴的樹種，為了表彰及推廣「構樹」及「樹皮布」的價值，主辦單位特地事先育苗，並於開幕儀式中除了現場植樹活動外，還安排贈送給提供展品參展的博物館（8所博物館所機構）和研討會主要講者，把構樹小苗帶回去種植。一棵小小的植物卻承載著文化的未來和希望，也點出了人類文化資產與自然資源間的連結，呈現出特別的價值與意義。

（本文作者為史前館展示教育組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