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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M Kyoto 2019 X史前館連線：一個砍掉重練的博物館定義提案

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簡稱ICOM）現行的博物館定義修訂於2007年：

博物館是為服務社會及其發展所永久設立的非營利機構。博物館對大眾開放，以取得、保存、研究、詮釋與展示人類及環境的有形和無形遺產，達成教育、研習與娛樂等目的（A museum is a non-profit, permanent institution in the service of society and its development, open to the public, which acquires, conserves, researches, communicates and exhibits the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 and its environment for the purposes of education, study and enjoyment.）。

然而ICOM理事會在2016年米蘭大會後，因為同意當前博物館界面對新時代的挑戰，因此同意「重新定義博物館」一事已刻不容緩，為此特別成立「博物館定義、展望與前景委員會」（Museum Definition, Prospects and Potentials Committee，簡稱MDPP委員會），並邀請由丹麥女性博物館（Women’s Museum of Denmark）以及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館（Museum of World Cultures in Sweden）此兩館的創館館長Jette Sandahl擔任主席。ICOM並預告在2019年京都大會上，將針對MDPP委員會提出的新博物館定義，進行採行與否的表決。

即將進入表決的博物館定義新版本

在Jette Sandahl帶領下的MDPP委員會，委員會小組成員來自世界各地，為的就是要打破過往由歐美代表主導博物館想像的舊規，廣泛地在各國搜集就未來十年博物館面臨最大挑戰及對應方案等問題的觀點。在2018年12月由MDPP委員會遞交給ICOM的報告中，列出委員會10名成員的專業分工如下：

【Jette Sandahl】委員會主席一職。
【Richard West】主責認識論、世界觀、博物館型態之改變（按：為國立美洲印地安博物館創館館長）。
【Margaret Anderson】主責文化民主化及文化參與（按：為澳洲移民博物館創館館長）。
【郭勤遜 Kenson Kwok】主責博物館夥伴關係、擁有權、與治理的新潮流（按：為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館長）。
【George Okello Abungu】主責政治地理、遷移與去殖民（按：為肯亞國家博物館前館長）。
【David Fleming】主責全球潮流（按：為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主席）。
【Lauran Bonilla-Merchav】主責社會與博物館挑戰的圓桌會議（按：為國際博物館協會哥斯大黎加分會主席）。
【Francois Mairesse】協調溝通MDPP委員會與博物館學專業委員會對於博物館定義上的討論（按：為博物館學專業委員會主席）。
【Alberto Garlandini】代表ICOM理事會與會。
【Afşin Altaylı】代表ICOM秘書處與會。

2018年底，這10位博物館界當前重要人物遞交了15頁精練扼要的報告書後，ICOM責成MDPP委員會以半年時間，在2019年京都大會前草擬新的博物館定義，以利於大會上進行表決。在這半年徵集提案、討論辯論的過程中，倒數第三位的博物館學專業委員會主席François Mairesse，因為理念不合在2019年6月退出MDPP委員會，而博物館學委員會可說是ICOM各委員會中對於博物館學理論著墨最深的組織。François Mairesse的退出引起軒然大波，但至7月底，MDPP委員會依然按時程公布博物館新定義的提案版本：

博物館是一個讓過去和未來進行關鍵對話的空間，具有民主性、包容性和多音性。博物館面對並處理現在的衝突與挑戰，為社會信託保管文物標本，為未來世代保存多元記憶，並確保人人對遺產享有同等權利和同等近用（Museums are democratizing, inclusive and polyphonic spaces for critical dialogue about the pasts and the futures. Acknowledging and addressing the conflicts and challenges of the present, they hold artefacts and specimens in trust for society, safeguard diverse memorie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nd guarantee equal rights and equal access to heritage for all people.）。

博物館具可參與性和高透明度，且不以營利為目的。它們為各種社群積極合作，進行收藏、保存、研究、詮釋、展示和增進人們對世界的了解，旨在對人類尊嚴、社會正義、全球平等及地球福祉做出貢獻（Museums are not for profit. They are participatory and transparent, and work in active partnership with and for diverse communities to collect, preserve, research, interpret, exhibit and enhance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iming to contribute to human dignity and social justice, global equality and planetary wellbeing.）。

這個提案公告後，在短短一個月內就引發了越演越烈的爭議，共有26個國家分會、8個國際專業委員會，趕在京都大會前連署要求延遲表決時間。臺灣的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也在大會前提出對於新定義提案的疑慮。

不同立場之間對博物館新定義的對話與爭議

由於京都大會已事先預告將針對新的博物館定義進行表決，因此有許多場次圍繞著博物館定義進行討論，筆者得於現場第一手觀察與聆聽針對新定義採不同立場者的對話。在場次「博物館學傳統的未來」（The future of tradition in museology）中，我理解了「反對派」François Mairesse較為軟性的立場，他認為博物館學本身就如同非物質文化遺產（museology as intangible heritage），並以考掘的方式一一比較歷屆的博物館定義，他想表達的是：博物館定義是在承襲而來的基礎上不斷修正而成的。因此François Mairesse強烈反對新版本唐突地將舊版本打掉重練，如同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提到的，博物館定義應該簡潔明確，而不只是堆砌流行的價值觀。

而在另一個場次「博物館定義：國際博物館協會的支柱」（The museum definition: the backbone of ICOM），則是繼7月底公布提案引起沸沸揚揚的爭論後，MDPP委員會成員（場次所規劃的7位與談人中有5位是MDPP委員會成員）首次公開與ICOM會員們的對談。然而讓我驚訝的是，引發如此紛擾爭議的新定義，就各與談人所談論的概念來看其實並不陌生、不前衛，也不算開創。列舉若干他們所提到的概念諸如：

透過博物館的核心功能與方法，強調博物館的社會責任。
博物館要能呼應未來的生活——變動的世界觀、變動的認識論。
博物館從「神殿」到「論壇」。
博物館從「在那裡」到「在這裡」。
博物館是一個能安全發聲的地方。
博物館，一個聚集的場所。
對於更大的包容性的強烈需求。
對於更正歷史（righting history）的需求。
所謂「永久的」不應再被視為是博物館定義中的關鍵詞。

期待新世代能找博物館成為同盟，一同解決問題；不再是侵門踏戶到博物館抗議，指責博物館是問題的一部分。

上述這些論述，事實上已經在博物館學領域中討論了多年，新定義中所用的許多詞彙對博物館從業人員來說並不陌生，包括公民平權、社會共融、民主、包容、多音等概念。那麼究竟為何異議聲浪如此之大？初步觀察，我發現是在於焦慮。

第一個焦慮，許多接受萬惡企業捐款贊助的博物館無法被檢視合格通過，但這些贊助款可能對館務經營至關重要。第二個焦慮，造成資源分配的模糊地帶，例如「教育」不在新定義中了，那麼與教育相關的經費是否還會分配給博物館呢？例如「機構」一詞不在新定義中了，那麼非機構將大幅增加，是否將會引起資源瓜分競爭呢？第三個焦慮，許多核心功能與業務被弱化，將造成許多制度面及執行上（也就是相關法令或補助對象）的混亂與可能的消極應對。

這些兩極的正反意見，在京都大會會期中後段相關主題的圓桌論壇時，仍激辯不休。而讓我深受吸引的說法則為：「既然新提案所涉及的概念都非陌生的，若我們現在不接受改變，那麼一時之間改變將不會發生；這個版本並非完美，但我們已知舊版本已不適用，因此現在應該是針對新版本持續修正；博物館界應一併將、自我期許與倫理準則做更通盤的探討，並且去分析新定義將帶來的業務變化，並對此做出應對，成為以服務社會為宗旨的博物館。」然而9月7號大會在激辯後，最後以70%對28%的懸殊票數比例，通過臨時動議，延遲對新定義進行表決，待2020年ICOM在巴黎開會時再議了。

另一件筆者觀察到互相呼應的討論，是發生在場次「什麼是文化行動？」（What is cultural action?）中，與會者激烈辯論教育（education）一詞是否仍適用於博物館？曾經在2018年相關委員會的年會中討論過，現行許多對於「教育」的替代詞彙，諸如「中介（mediation）」、「社會行動（cultural action）」等，是否應該正式取代「教育」？明顯可見2018年的討論延續到2019年依舊紛擾難以整合，焦慮的反對者激動地認為：拿掉教育一詞，等於也棄守博物館教育一路走來的歷史。

以上，不論定義的修正、詞彙的改用，這些所引發的焦慮，是我在2019年京都大會上強烈感受到的氛圍，我認為是因為這些概念企圖挑戰的是博物館相當本質性的層面，因此備受反彈。在聽到這麼多反彈聲浪，以及最後延遲表決的結果後，我好奇，究竟三年前在米蘭，當ICOM理事會提出「修正定義刻不容緩」時，大家真的這麼認為嗎？ICOM大會期待能透過「重新定義博物館」來協助博物館界面對新時代的挑戰，但我卻感覺它有如一個過濾器，分辨出誰願意接受挑戰而誰不願意，或是一面誠實的魔鏡，說出ICOM這個聯合國下的國際組織，在眾聲喧嘩的當代，仍企圖給多元樣貌的博物館，尋找一個能放諸四海皆準的有效定義－－如此天真與理想。

（本文作者為史前館遺址發展組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