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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澳洲──19世紀澳洲白人拓殖者的《PLENTY 豐盛》想像（下）
藝術能承載困難的歷史真相，有時這些真相被刻意呈現出來，有時則靜靜地隨著時間緩緩地流，等待後人的關注。（Art can contain difficult historical truths: sometimes these are consciously framed and sometimes they are quietly carried through time, awaiting our attention. ）
----《PLENTY 豐盛》展覽文案
《PLENTY 豐盛》（註1）是昆士蘭美術館及現代美術館（Queensland Art Gallery and Gallery of Modern Art，簡稱QAGOMA）針對機構內兩組19世紀舊館藏進行的新詮釋，是策展人Geraldine Kirrihi Barlow所策劃一檔小而沈重的展覽。策展人透過這批寧靜安和、富裕豐饒的寫生作品，陳述截然不同的訊息：族群衝突、血腥武裝的拓殖歷史。上期文章〈19世紀澳洲白人拓殖者的《PLENTY 豐盛》想像（上）〉介紹了第一組作品。
《PLENTY 豐盛》展場入口的警示，告知第一民族觀眾此展覽內容涉及文化敏感的圖像和語言；歷史時代所留下的藝術作品名稱，雖皆已重新命名以符合當代思維，然而視覺畫面與詮釋文字仍無法避免。
本期介紹位於另一展間的第二組作品：英國年輕女畫家Harriet Jane Neville-Rolfe（以下簡稱HJ如她畫作上的簽名）於1883至1885年間，由英格蘭至昆士蘭中部探親所留下的水彩素描。畫家兒子為了追憶母親年輕時的遊歷，在1964年將87幅水彩素描捐贈給當年母親揮灑畫筆之處，也就是澳洲昆士蘭，她的家人移居之地。
在進一步介紹這批水彩素描之前，有必要先試想一下HJ的菁英出身。1850年出生於英格蘭諾福克 （Norfolk）育有九個孩子的家庭，HJ是倫敦斯萊德美術學院（Slade School of Fine Art，成立於1871年，現為倫敦大學之下的美術學院）首批女學生之一，1874年又到巴黎的女子藝術學校（L’Ecole Nationale de Dessin de Jeunes Filles）進修，也常往返義大利拜訪家人並廣泛在歐陸旅行。1883年她路途迢迢來到澳洲昆士蘭中部，探望移居至現今布里斯本西北方逾1000公里處的三位手足至親，他們在此新建立了一座名為阿爾法的牧牛場（Alpha Station）；在當時對外來者來說，此處是極度偏遠的地方。以上種種，說明了HJ所擁有的一切資本與社會條件。
如果說前一個展間是以來福步槍為中軸貫穿，那麼這軸線不意外地也穿刺了此間。在〈拉納克邊防哨〉（Lanark Outstation，1884）這幅素描裡，桌上燈火將牆上懸掛三把垂手可得的步槍，照映成一團晦澀陰影。這樣的細節呼應了《PLENTY 豐盛》在兩個展間展覽文案共用的尾段所強調的：藝術能承載困難的歷史真相，真相有時則靜靜地隨著時間緩緩地流，等待後人的關注。
我看此作另一處有意思的是，畫面右方坐在矮板凳上、手持斑鳩琴（banjo）的樂人推測是位澳洲原住民，而他的目光卻是唯一幾乎與觀者——或許更貼切地說是與畫家——相直視的人。
想像當時33歲的HJ來到風土截然不同的「南方大陸」。她待的時間夠久，足以使她建立自己對地方（place）的觀點；同時她待的時間也夠短，讓她不必承擔身為一名外來拓殖者的殘酷現實與責任。她成熟且受過良好教育，可能因此得以多方體驗當地生活並與當地人互動。然而她年輕（還加上是位女性），或許多少使當地人對她的防範減輕。
因此，HJ的水彩素描宛如即景快照（snapshot）紀錄下她在牧場生活的所見所聞。家人傍晚偎著火光在邊防哨的景象、她與家人的早餐時光——這正是HJ一直以來較受歡迎的作品如〈阿爾法早餐〉（Breakfast, Alpha，1884 ）；或另一幅呈現HJ家族女性參與打獵娛樂活動〈城堡谷〉（The Castlevale，1884 ）。至於受歡迎的理由？在我看來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拓殖者們的後代對此景的歷史感到懷舊與親切。
然而不只上述這樣的主題，HJ這批水彩素描更罕見地出現許多畫面主角近距離、或直視畫家的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 peoples）身影的作品，當中包括一位原住民年輕母親哺乳嬰孩的肖像，以及有老有少的第一民族家庭群像等。然而HJ的這些作品很少被展出，其中甚至有些創作中斷的作品，例如〈原住民女子（未完成）〉（Aboriginal Girl (Unfinished), c. 1884 ），女子定眼看著畫家（觀眾），身上的留白乍看以為是披巾或毯子，細看才發現鉛筆勾勒出一位抱在懷裡的孩子（左方也似乎原本也尚有一人）。不禁使人好奇，HJ是因為什麼影響而放下畫筆和顏料？中斷後又為何不再繼續完成？無論研究者如何臆測各種原因，我們看到的都是HJ面對被畫者所展現的躊躇（與可能的溫柔）。
Harriet Jane Neville-Rolfe，〈原住民女子（未完成）〉（Aboriginal Girl (Unfinished)），約1884。
有意思的是，前文提到的〈城堡谷〉（The Castlevale，1884 ）是一幅HJ描繪家族女性參與打獵娛樂活動的畫作，然而同名作品尚有另一幅〈城堡谷〉（Castlevale，1884 ），乍看之下同樣是描繪一家人的休閒時光，不過是第一民族的身影——有老有少、披著毯子、或坐或臥在一片樹林前的紅土上，土地上升著兩落營火。
Harriet Jane Neville-Rolfe，〈城堡谷〉（Castlevale），1884。
策展人Geraldine Kirrihi Barlow再一次直抒己見提出：乍看之下我們以為那是正在消磨時光、閒逸休息的一家人，但靠近仔細觀察卻令觀者難以肯定，究竟畫作中的人物展現的是哀慟或是輕鬆？在澳洲當時是一段混亂動盪的時代，由於外來者引入的陌生疾病，第一民族由於疾病、死亡、移住政策的人口數急速減少（註2）。
不同於前一個展間的油畫（完成度雖高卻包裝著畫家對於豐饒大地的想像），HJ的素描在當代澳洲第一民族的眼中看來是倍感真實的。第一民族當代藝術家Vernon Ah Kee在一場訪談中這樣形容她的作品（註3）：「這些〔畫作中的〕黑人活著、呼吸著、坐著、站著，他們彼此交流著，他們過著我們如今也熟悉的那種生活方式。」（And these black fellas they have this life that we recognize, and they're alive and they're breathing and they're sitting and standing and engaging with each other. ）
HJ看似「輕描淡寫」（如字面意義）的水彩素描，在這座歷史久遠藝術文化機構展間一小角，卻能巧妙地帶出全新的對話與觀看視角。透過她的作品，我們窺見了十九世紀澳洲的多重面貌：從寧靜安和的寫生作品到充滿衝突與血腥的拓殖歷史，再到展示了第一民族生活真實面貌的水彩素描。這些作品不僅是藝術的展現，更是時代的見證，將困難的歷史真相呈現在觀眾眼前，靜待後人的關注與思考。
註1：筆者於2023年7月間參觀此展覽，該展位於QAGOMA常設展廳一角，展期為2023年6月至2024年1月，可參考《PLENTY 豐盛》一展之該館收藏。
註2：DIDACTIC: Harriet Jane Neville-Rolfe. Geraldine Barlow, QAGOMA, Brisbane, Australia.
註3：由Rebecca McIntosh於2023年於展間進行的採訪並整理為〈Plenty: Complicated. A conversation with Vernon Ah Kee.〉一文。
（本文作者為史前館遺址發展組助理研究員）